五 术语简释
国内学者对于民间叙事研究的话语体系虽然已经存在基本的共识，但在具体应用方面仍然有些许差别，特别是对于西方译介过来的术语概念，常常存在理解与使用上的偏差。因此，为了行文方便，有必要对本书所使用的一些通用术语加以简要说明。
1.传说（legend）：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传说可以包含民间口耳相传的叙事文类，这些流传的口头传统都可以视作传说来理解；而狭义的传说则相应地以其区别于神话与故事的特征来界定。在某种意义上，传说是一个模糊的文类，对它的研究更多是从主题与价值方面谈起，而很少纠结于文本的结构。实际上，虽然传说的口头文本变化较大，但其依然有着较为固定的基本结构。鉴于某些时候传说与神话、故事的界定并不清晰的事实，本书讨论的努尔哈赤传说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关于努尔哈赤的民间叙事的集合，并不局限于短篇的传说概念。同时，少数民族传说在文献资料方面也与汉族文献存在一定差异。由此，传说更接近口头传播。从口头到书面，传说的文本化也对这一文类产生了影响。
2.地方叙事传统（local narrative tradition）：民间叙事的形成和传播通常是以地方为核心，即具有一定的范围性。族群在特定的区域内生活，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模式。这其中自然包含着叙事传统。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起源于文字形成之前的口头叙事。“叙事文是一种能以较大的单元容量传达时间流中人生经验的文学体式或类型。”[22]这是它不同于抒情传统的特征。地方性的叙事往往围绕一个或几个中心人物或事象展开。如果说叙事的主题带有普遍性的话，那么叙事的核心主角则具有差异性，这是由地方性和民族性决定的。本书论及的地方叙事传统指的是新宾地区以努尔哈赤为中心的叙事集合，它包含多个文类，具有一定的传承历史。
3.文本（text）：作为民间文学的基本概念，“既可以指以文字、图像为主的各种物化形态，也可以指未被物化的以口语形式为主的一次性演述内容”[23]。其形态的多样化已成共识，学者们通过比照口头与书面的差异，重新划分了民间叙事意义上的文本类型。特别是史诗研究中得出的从演述到创编的文本类型表，即口头文本或口传文本、源于口头的文本和以传统为导向的文本，今天已经被许多国内学者引用，以分析差异化明显的民间叙事“作品”。本书从文本化的角度审视传说从口头到书面的过程，涉及包含口头文本在内的多种文本类型。对文本化的研究是分析文类、讨论叙事传统的基础。只有首先明确各文本在其叙事体系中的位置，才能准确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
4.语境（context）：“语境中的民俗”已然成为当代中国民俗学研究转向的标志，“从静态的考察转向具体的、动态的民俗生活的考察，并且与民俗生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相结合，呈现出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取向”[24]。这一趋势已成为当下学术研究的通则。学者们已经不再固守书斋中的文本，而是走向田野，采录现场的“声音”。语境，同样是一个复杂的范畴，从民俗学角度来说，它不仅包含情境性语境，也包含现场背后的文化语境。在实际的研究中，二者缺一不可。从某种意义上，本书的个人叙事与地方传统对应着上述两层语境，但需要明确的是，情境性语境的“这一次”表演是很难把握的。通常来讲，环境的复杂程度一方面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充足的信息，另一方面也成为专注观察的干扰项。反过来说，如本书这样过于简单的一对一的采录模式，在比较短的时间段内也不大可能从讲述情境变化的角度来分析文本差异。因此，本书从实际出发，把语境部分的考察更多地放到努尔哈赤民间叙事的历史文化背景上。
5.文类（genre）：本身是一个多元的复杂概念，在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中都有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本书所涉及的文类问题主要限定在口头传统范围内，指一般常见的民间叙事类型的界定和比较。“genre”一词在国内学界有多种翻译，在民间文学研究中就有体裁、类型、文类等，学者都从各自研究的角度阐释这一术语，但其重要性是得到认同的。本书将其翻译成较为通用的“文类”。需要说明的是，引文中的相关词语并没有改动。
此外，本书的部分研究框架沿用了芬兰著名民俗学家劳里·航柯（Lauri Honko）的概念体系，如“大脑文本”（mental text）、“民俗过程”（folklore process）等术语，以及文类理论与史诗研究等重要成果，[25]而对于这方面的中文译介，还稍显单薄，不成系统。因而，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本书将在具体使用中做出一些必要的介绍。
[1] 关纪新：《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7页。
[2] 关外三京，指兴京（新宾）、东京（辽阳）和盛京（沈阳）。
[3] 孟慧英：《论努尔哈赤传说的民族特征》，《民族文学研究》1986年第4期，第82—89页。
[4] 幺素芬：《浅谈罕王辽阳遇难传说的流变》，《满族研究》1992年第2期，第44—51页。
[5] 高兴璠、孟宪玉：《罕王传说浅论》，《抚顺清前史暨满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215页。
[6] 姜维公、陈健：《清太祖传说研究》，《满族研究》2014年第1期，第58—64页。
[7] 谷颖：《满族萨满神话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8] 参见钞晓鸿、郑振满《二十世纪的清史研究》，《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144—179页。
[9] 王锺翰：《清史杂考》，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0] 李治亭：《建国四十年来清前史研究述评》（上、下），《历史教学》1995年第12期、1996年第1期。
[11] 林存阳、朱昌荣：《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清史研究》，载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3—292页。
[12] 陈涴：《努尔哈赤崛起与李成梁关系史事钩沉》，《满族研究》2009年第1期，第39—44页。
[13] 高庆仁、张德玉：《努尔哈赤起兵前史迹新探》，《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6期，第194—202页。
[14] 薛洪波：《萨满教对努尔哈赤天命观的影响》，《满族研究》2007年第2期，第99—102页。
[15] 傅波：《抚顺地区清前史研究评述》，傅波主编：《清前史论丛》，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16] 陈泳超：《作为地方话语的民间传说》，《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第94页。
[17] 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王杰文：《直义与隐喻——“十八打锅牛”传说的分析》，《民俗研究》2008年第3期；万建中：《传说建构与村落记忆——以盘瓠传说为考察对象》，《南昌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林继富：《神圣的叙事——民间传说与民间信仰互动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18] 陈泳超：《民间传说演变的动力学机制——以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文化圈内传说为中心》，《文史哲》2010年第2期；王尧：《内部写本与地方性传说——以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文化圈内传说为中心》，《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5期。
[19] 刘文江：《传说：叙事的信仰实践形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20] 尹虎彬：《刘秀传说的信仰根基》，《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4期，第39—44页。
[21] 段友文、刘丽丽：《李自成传说的英雄叙事》，《民俗研究》2009年第4期，第65—84页。
[22] [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23] 陈泳超：《倡立民间文学的“文本学”》，《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第5期，第115页。
[24] 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第6页。
[25] 参见Hakamies，Pekka and Anneli Honko（eds.），Theoretical Milestones：Selected Writings of Lauri Honko，FF Communications 304，Helsinki：Academia Scientiarum Fennica，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