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自费留俄风起青萍

相对于官派留俄生的起步迟缓，同为留俄生重要组成部分的自费生则出现较早，且初期多为少数民族人士。1866年，新疆锡伯族人福善随父母前往俄国，直到1880年回国，此后一直在塔城从事汉、满、维、俄等多种文字的翻译工作。[48]1883年，在新疆阿图什县伊克莎克乡出现了一所既授宗教课程又讲科学知识的新式教育机构，至1885年时，该校创办人胡赛英·木沙巴耶夫兄弟即派出7名学子赴俄喀山师范学校留学。到1892年，该地方派往国外求学者的队伍有所扩大，自后在清末先后派出50余名学子分往俄国、土耳其等国留学。由此可见，其地不仅为新疆地区近代出国留学之率先垂范，而且为后来新疆的留学教育事业打下深远的历史基础。[49]有的早期自费留俄生还进入清朝地方政府工作，为中国对俄外交提供了极大帮助。如程德全主政黑龙江时期，其麾下便有一位名为阜海的哈喇沁蒙古人早年曾赴俄国学习语言文字。程德全称赞此人“于彼都政教风尚颇能识其大略”，因而向清廷申请将阜海列入巴尔虎旗当差。[50]进入20世纪后，新疆自费留俄生借助与俄为邻的地理优势，多前往“较为近便”的“与伊交界之俄国地方就学”。[51]如在1913年，锡伯营三牛录阿昌阿、觉洛、德全、文合尔图自费到俄国阿拉木图上中学。[52]此外，塔塔尔族也曾派出留俄学生。如在1910年，塔塔尔族的吾玛尔阿杰在塔城地区建立了第一所新式学校。为解决师资问题，吾玛尔阿杰派其子阿不都热合曼等一批学生到俄国喀山留学。这批学生学成归来后，充实到学校的教学第一线，极大地推动了这所新式学校的发展。[53]

与此同时，清末民初来自东北及内地的自费留俄生亦不乏其人，且情况各异。自1858年和1860年沙俄先后通过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割占了中国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后，在黑龙江与俄国远东地区之间便形成了长达64年的“开交通”时期（1858—1922）。在此期间，黑龙江沿岸的两国人民，不分国界，不用证件，可以自由往来。[54]由是，黑龙江地区前赴俄国者日增。[55]据1909年的统计，黑龙江省前往外国者以赴俄为最多，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1909年黑龙江省赴俄及定居人数表[56]

在此趋势之下，该地自费留俄人数日趋增多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据《黑龙江志稿·学校志》载：“出洋留学之人数，亦逐渐增加。最近留学俄、日之学生，其数超过晋、豫各省。”[57]

此外，比较典型的自费留俄个案有：曾长期从事外交及外语教育工作的李家鳌，于1886年（光绪十二年）自费出洋学习，先到英国学习英文，后到俄国学习俄文，并于1887年11月担任驻俄使馆翻译。1903年，自费留俄生吴文璐、陈渤于8月间先后抵达俄国。[58]曾作为张作霖部下充任东北辽吉黑热四省经略公署交际处长的杨卓，少年时期被人带到俄国接受过良好教育，对俄文俄语颇为精通，在东北与苏俄交往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曾参加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受到列宁接见的张永奎，因少孤被俄国医生收养并带回俄国，后于1906年和1915年分别考入彼得洛夫斯克第一中学、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学习。[59]而著名的国民党左翼人士、进步社会活动家张西曼教授，则于1911年前往俄属海参崴留学，以京师大学堂肄业生身份转入俄帝国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后改为东方大学）研究政治经济。[60]

除上述自费留俄者外，当时还有一些在俄国远东地区及中国东北地区经营边贸生意的商人也将下一代送往圣彼得堡等地留学。如在1904年8月17日，驻俄公使胡惟德在致外务部的电报中提出：“崴部粤商关、旅顺粤商冯，各遣子弟一人来森留学，已历三年。近因战事，信阻资绝。学堂中向使馆商办。德思出洋留学系遵旨事件，自备资斧尤宜加奖劝设。因资绝废学，功辍丰途，诚非国家本意，可否由暂由部拨官款支给，每年每人以千金为限，不过一年，战定信通，仍由该商本家续给，在国家所费不多，而可得劝商奖学之效。”此封电报既表达了胡惟德对自费留俄生的关爱，亦透露出其时部分自费留俄生的求学艰辛。然而胡惟德请求资助自费留俄生的建议最终未被采纳，这两名中国学子不久之后便因学费断绝被资遣回国。[61]当然，也有自费生因学业成绩优良、综合素质突出而获得驻俄使馆的肯定与聘用。如在1904年9月12日，胡惟德在致外务部的电报中提出：“自资学生吴文泰、舒英材极可造，亟应起给薪水，留襄公事，以资造就。”[62]其字里行间充分表明了对自费留俄生才华的高度评价与认可。

因有关其时自费留俄学生的材料有限，现仅将资料较详细者列表3以示：

表3 晚清部分自费留俄生情况一览表[63]

需要说明的是，表3所列名单中的胡世泽、乌铭濬、乌益泰、毕文彝、毕文鼎、程世模虽名为自费，但均有明确的官方背景。胡世泽是出使俄国大臣胡惟德之子，乌铭濬、乌益泰、毕文彝、毕文鼎均为清政府官员下属，程世模是黑龙江将军程德全之长子，留俄之前已“略通俄国语言文字”。而同样积极派遣留俄学生的伊犁将军马良，则于1903年将时年22岁的长子、试用通判广荣从伊犁派往俄国自费留学。[64]

十月革命后，北洋政府仇视新生苏维埃政权，停止了官费留苏俄学生选派，于是有留苏俄者悉为自费。是时，苏维埃联邦的远东共和国在北京设有远东通讯社及外交使团，少数中国青年即通过远东共和国驻北京外交使团获得签证而赴苏俄留学。[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