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当下，尚在沿用的当代学科体系，并非古已有之，而仅仅是文艺复兴以来，经由西方各民族陆续建构而成，并随着殖民扩张而推广到整个世界的知识体系。立足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有必要清醒地意识到，当代的学科体系仅仅是人类凭借其文化建构起来的、绝不是亘古不变的求知范式。但要将这样的认识落实到环境史的研究，我们必将面临着始料不及的严峻挑战。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环境史的研究必然要涉及所有的学科，而现行学科体系划分得如此之细，其界限如此之相互交错。于是，交由不同学科展开的环境史研究，如何对话，如何交融，都将成为难以摆脱的魔咒。

来自历史的记忆、借鉴与参考，对人类社会而言，一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不同的民族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和资料汇总，事实上一直是各行其是。然而，环境史的研究却不可能以民族文化的分布为限，也不可能以历史的记忆为限。任何一项因人类而起的环境变迁，不仅会影响到当事的各民族，还会波及那些根本未曾接触过的其他民族。其间的问题还在于，此前对历史的关注，更多地聚焦于人与人的关系，而人与环境的关系，除了少数的一些民族学家有所涉猎以外，其他学科的学人往往都忽略不计了。这将意味着，要求做好跨文化研究的环境史，在获取和解读史料中，肯定会遭逢难以整合与交流的难题。

当代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习惯于相信人类认知的无限，过分相信人类的知识具有改造世界的能力。所谓“知识就是力量”，就是此前大家都信以为真的信条。好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给这样的过分自信泼了一瓢冷水。[2]从而，不少自然科学工作者也开始意识到，在世界的无限性和人类认识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之隔。在这样的反省中，某些研究者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并因此而引发了全球性对环境史的关注。尽管如此，人类在环境中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依然不得其解，而这个问题不能得到解决，有效的环境史研究也将无从谈起。

首先，我们得明白，既然研究环境史，那么“环境”就必然要表现为从“甲”到“乙”的转变。其次，我们还得进一步明辨，到底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发生了这样的转变？可到了这一步，问题又来了。在现行的学科体系中，我们过分地相信实证的价值，总认为凡是能够检验的结论都能通过实验去加以证明。可是，环境史变迁的广度和时间延续的长度，却几乎是大得无边，而探讨任何一项环境变迁内容，又必然要明辨其时空场域。这就使得，在研究中不管是来自文献的记载，还是来自实验室的证明，都必然因此而具有挥之不去的片面性。事实上，我们是落入了以局部代替整体的陷阱中而无力自拔。

人类社会的构成极其复杂，环境要素的构成更是复杂多样。而当代的学科体系，在要求实证的同时往往在无意中是按照人类的想象，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去加以自以为是的化界，以便在实验中呈现出一组明显的因果关系来。但这样的惯例，在面对环境史研究时，却必然要碰上始料不及的挑战。时下，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都习惯于断言，环境的变迁既有人为因素，又有自然的因素。但若需要进一步加以澄清，那么问题又来了。自然因素非至一端，社会因素同样如此。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研究结论必然呈现为套用“加权分析”的办法，逐一认定各种因素在事件发生中的百分比比重。但拿到这样的研究结论后，将如何用于化解生态问题，却可以让一切人都感到莫衷一是，无从下手。这样的结果，当然有违环境史研究的初衷，同时也很难付诸实践应用。

迄今为止，可以明显感知的事实正好在于，环境史需要的是跨学科的整合分析，跨文化的研究思路，同样也需要明确界定每一项环境变迁的具体时空场域，而研究的结论必然表现为澄清环境变迁的单一化主因。这四个方面的要求，研究者必须都得加以兼顾，作出通盘的考虑后，才能实现有效的环境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