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宁可“仲肯”
彭兆荣
曹娅丽教授的国家艺术类课题“藏族格萨尔史诗从说唱到戏剧演变研究”的结项成果即将出版，她嘱我为之作序，我欣然答应，却满心忐忑。
答应，是因为她是我特别的“学生”，曹教授曾经在厦门大学作为我名下的访问学者，我成了她的“老师”。我是她的先生邸平伟教授当年在青海时聘请的青海民族大学第一位“昆仑学者”。我们在一起工作、合作有很长的历史了。我与他们交往很多，交情非常好，学术交流也多。
答应，因为曹教授所做的研究集中在青海，青海唤起我对那个地方美好的回忆：作为“昆仑学者”，我与他们夫妻、青海民族大学的老师、同学一起田野考察做研究，做课题，出丛书；我请了我的美国老师Nelson教授去青海调研，我们一起上昆仑山找昆仑玉，我们一起去玉树看星空的神奇，去海北看草原的辽阔，去原子弹实验地听爆炸的历史回声，去王洛宾博物馆共鸣草原的牧歌，去青海湖喂鳇鱼感受“鱼之乐”，去刚察体察满目格桑花的暖情，去盐湖看盐的洁净，去热贡了解唐卡的手工文明，去互助县参加土族婚礼的闹腾，去藏医药博物馆与从伯克利（UC Berkeley）回来的馆长海聊，还走过一段藏族同胞朝圣之路……
答应，还因为我知道曹娅丽教授近十几年对研究的执韧，了解她作为一位满族的女学者转身藏文化研究之决绝，了解她为研究藏戏在青海果洛、黄南藏区考察近三十年来行走于藏区寺院的艰苦。她自1985年大学毕业便投身藏族戏剧研究，从1985年大学毕业从事《中国戏曲志·青海卷》编纂工作，专注于藏戏研究，2000年开始致力于格萨尔研究，做了长达十余年的田野考察，我当然也深切体会到她的敬业、聪慧和对学问追求的无怨无悔。
忐忑，是因为娅丽研究藏戏，研究格萨尔，关于格萨尔戏剧研究就出版了四部专著，其中《格萨尔马背藏戏》一书被青海省列为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丛书。她是我国最好的藏戏专家之一。而我对格萨尔的研究基本上处在“白板”状态。学者最大的忌讳就是不懂装懂；以一个格萨尔研究的外行去评说格萨尔研究的专行，完全一派黑色幽默。
忐忑，是因为藏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尽管我一直很喜欢藏族文化，我也招收、认领了几位藏族学生，青海的、西藏的、四川的都有。我也去西藏林芝地区做过一段时间的调研，青海的藏区我大多走遍，还做过几次专题调研：在青海湖做过旅游与生态方面的调研，设计过专门的方案；到热贡调研唐卡好几次，出版过唐卡调研的专书；我也写过专题文章。尽管如此，藏族文化无边无际的浩瀚，让我觉得越是想了解，似乎越是悠远。我此生大概只能是怀揣敬畏的份儿了。不谙藏文化，要为藏文化作序，犯难。
答应了，再忐忑，还得做。我开始以各种方式挤对自己，其中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曹教授的大作认真地加以研读，去追踪，去感受、去体会，去发现、去回忆……我发现了“仲肯”，也找到了下笔的入口。
格萨尔最初是以口头传唱的形态出现，通称“仲肯”（仲堪），其实就是藏族的民间传唱人。“仲”的藏语意思为“故事”，“肯”的藏语意思为说唱故事的人。有些藏族地区称之为“格萨仲”。这仿佛西方“历史”History（his story）的原型——即从口述传说故事开始。希罗多德的《历史》的原型就是这样的。所以，“仲肯”涉及一种“大历史”的原生形态，是超越文字“小历史”的历史。
藏族的格萨尔正是难得的样板。也就是说，格萨尔原是流行于藏族民间的说唱艺术，民间艺人“仲肯”在藏族群众中以唱为媒。大致的线索是：11—13世纪，“仲肯”依据神话传说，以口头诗歌形式传唱部族的英雄事迹，“格萨尔”的英雄故事也逐渐定型，并在藏族民间不断流传、演绎，成为一部在群众中广泛传播的、以口头传唱为媒介的英雄“史诗”类的故事。
但我一直不太认可将我国少数民族的具有族源意义的，以英雄祖先为原型的纪念性，具有族群缘生性认同纽带，将口传、音声、体姿、仪式、宗教、技艺融于一体的记忆性表达当作“史诗”，原因是：“史诗”是西方的概念。西方关于史诗的观念是建立在古希腊荷马史诗基型之上的，史诗研究以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古典诗学为范式。史诗属于西方文学中的一种文类（即史诗、抒情诗、戏剧并称为西方文学的三个基本类型）。
虽然，从发生形态上说，史诗的雏形仍以口传形式流传。在文字尚未出现之前，史诗最初是纯口述式记忆的，人们会用口述形式将史诗世代相传，荷马原来就是个行吟说唱艺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添情节，后人根据这些故事整理、加工，以文字记载成为我们今天见到的文字文本。西方史诗的代表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世界更古老的史诗有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
我国汉族历史上没有史诗。少数民族的“史诗说”也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较为钦定。同时，越来越多的史诗出现：比如《苗族史诗》（包括《金银歌》《古枫歌》《蝴蝶歌》《洪水滔天》和《溯河西迁》五部分），新近出现的苗族史诗还有《亚鲁王》；瑶族创世史诗《密洛陀》；侗族史诗《侗族祖先哪里来》《祖源》《祖先落寨歌》；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彝族史诗《梅葛》；畲族史诗《高皇歌》，等等。
史诗出现的雨后春笋态势有两个原因：一是认为史诗是“宏大历史”的证明。二是史诗可以作为“文化资本”申报非遗；这助推了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以他们英雄祖先的口传故事作为“史诗类”来申报。这两个原因都是语境制造的、有限的“话语”，比如作为以少数民族“史诗”申报非遗项目显然是伴随着国际的“遗产事业”，我国的“遗产运动”出现的产物，是没有经过严密学术评估的、运动性操作的产物。
在我看来，附会“史诗”不仅需要人为地以“史诗的标准”来要求，有削足适履之嫌。对于藏族的格萨尔，宁肯“仲肯”，原因是，“史诗”的框囿窄化了格萨尔的丰富性。事实上，在格萨尔的传唱传统中，“仲肯”的内容比史诗更多样、更丰富、更深邃，单是类型——按照格学大师降边嘉措先生总结的就有六类：
1.托梦艺人。
藏语称作“包仲”，指通过做梦学会说唱的格萨尔故事。
2.顿悟艺人。
藏语称作“达朗住”，大致的意思是“顿悟”。按字面翻译，是忽然醒悟的意思。
3.吟诵艺人。
藏语称作“顿仲”，“顿”，即吟诵。这类艺人有两个特点：一是识字，能看本子吟诵，离开本子便不会讲。二是嗓音比较好，吟诵时声音洪亮，抑扬顿挫，节奏鲜明。
4.藏宝艺人。
“藏着宝贝”，意思是说仲肯心里藏着宝贝，即“格萨尔”，他们收藏着“宝藏”，就像深山藏着宝藏一样。
5.圆光艺人。
藏语叫“扎包”。圆光是苯教术语。神汉在降神或占卜时，看着铜镜，以观吉凶，谓之圆光。
6.掘藏艺人。
藏语叫“德蛾”，意为“挖掘格萨尔故事的人”。掘藏艺人挖掘、发现、编撰的《格萨尔》故事，称为“德仲”。
“仲肯”中那么多的样态，那么多的形式，那么多的规程，那么多的容纳，那么大的智慧，“史诗”反而显得相形见绌。
除此之外，仲肯之于格萨尔还存在几种重要的表现和推展形态，比如，在格萨尔英雄故事从说唱到戏剧演变的“表演化”过程中，有一个环节很重要，那就是由“仲肯”生成的演唱方式和表演程式。今天，以格萨尔为题材的藏戏之所以能够成为藏族人民重要的纪念性娱乐节目，深受藏族同胞的热爱，“仲肯”起到了重要链接和催化作用。
说唱格萨尔的英雄故事为“仲肯”的专职，具有“神圣性”。格萨尔王的故事在藏族的传说中具有神圣性，传说他是莲花生大士的化身，一生戎马，扬善抑恶，弘扬佛法，为藏族历史上的大英雄。而仲肯传颂他也是神圣的。虽然，要成为“仲肯”需要经过专门的师徒学习过程，但需要有特别的禀赋；有学者认为，仲肯的能力是神授予的，故也称为“神授艺人”。
格萨尔英雄故事在民间自然而然地演化成为一种仪式。仪式具有“展示性”；在仪式“展示化”过程中，“仲肯”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比如在今天的格萨尔艺术节上，“仲肯”说唱贯穿整个艺术节，连续演述三天。也可以这么说，仲肯是格萨尔王口传故事仪式化的主导角色。
格萨尔的英雄原型故事包含着明显的“即兴性”，这是口述传统中的特殊智慧和技艺；仿佛荷马是个“瞎子”，却是非文字、前文字的口述技艺天才。这类“行吟诗人”靠腿、靠嘴成为早期文明和文化的传播者。“仲肯”也有这种特点，对于格萨尔英雄故事的创作，它不靠文字记载，也没有文本，说唱者在口耳相传的基础上，在表演中即兴创造，是一种前文字时代的古老叙事。
格萨尔的英雄原型故事展现出了藏族文化中特有的“体姿性”方式。也就是说，简单地将仲肯定位于“口述”还是不够的，边走边说、载歌载舞、身体力行等符合藏族人民的文化生性。无论是仪式、戏剧、舞蹈，还是骑马、竞技等都少不了身体表达。所以，“仲肯”其实是融口述与体姿于一体的体现——embodiment。
格萨尔英雄原型故事并不局限于单一的叙事，而是具有“贯穿性”。“贯穿性”包含多方面的意思，在此我只侧重于领域（比如今日之学科）的贯穿。“仲肯”的叙事包含了英雄祖先的族源性口述（历史）、经文（文学）、仪式（人类学）、声音（音乐）、羌姆（舞蹈）、诵经（宗教）、表演（戏剧）等。
格萨尔英雄故事的表达，除了口述外——早期的“诗歌”是将“说”与“唱”同置的，或介于说话与吟唱之间；后来才逐渐分开，其中“音声韵”成了一种特别的表述形态。格萨尔口头叙事中存在的声音、音阶、韵律、调式、唱词和表演等诸多因素，具有藏族说唱艺术与戏剧表演独特的音、声、韵形制。
格萨尔英雄原型故事还包含“地方性”和地方性差异。比如在青海，果洛的格萨尔“仲肯”便与其他地方有些差异。格学大家降边嘉措评价说：“果洛是《格萨尔》流传最广泛的地区之一，那里的山山水水都与史诗《格萨尔》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果洛，一个会说格萨尔史诗故事的说唱艺人，在生活中就以说唱和扮演格萨尔为生，说唱格萨尔是他生命和生活中的最重要部分，是他的精神支柱。
还有一点值得特别言说，传统的藏族属于游牧民族，骑马是他们生活、生计的常态；“马背性”也成为仲肯的一种方式。格萨尔英雄不仅是骑马英雄，也是马背上的表演者。因此，马背藏戏表演不仅有着特殊的演唱形式，也成为“仲肯”的一项特殊的技艺。马背藏戏就此成为以《格萨尔》为原型的藏戏中的独特形式，而“仲肯”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在马背上传播藏文化的说唱者、传播者。
图1 马背藏戏表演
上述的评说和“瞎说”主要是从曹教授的课题成果中学习来的，是受曹教授的研究成果启发得来的。当然，宁可“仲肯”是我的观点；我研究少数民族文化三十多年，深知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物种”的独特性至为重要，比起那些特定语境中的获得性项目、比起经济交换中的短期利益、比起连续不断“运动”的政府行为等都更为重要，这就是：保持独特和独立的自我。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艺术抑或吉则，这是一个问题——以青海热贡唐卡为例》（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2期），同样不同意以其他文明体系、其他民族文化中的概念、范式附会、套用特定的民族。“仲肯”就是“仲肯”，只有藏族有，其他民族没有。“史诗”则多得很，多一个“名头”没有人在意。所以，明智的策略是：只有坚持“仲肯”，对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才是最“中肯”的。
或许，曹教授的下一个课题，第五部藏族文化专著就是藏族格萨尔原型中的“仲肯”研究。
是为序。
彭兆荣
2020年5月21日于厦门大学海韵西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