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序
中原又称中土、中州、中夏、华夏等。“中原”在狭义上指今河南省，即以洛阳至开封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广义上的“中原”则包括今河南、山西、陕西、河北、山东、安徽北部、江苏北部等区域。远古时期，中原活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部落，之后形成一个个的方国。夏、商、周三代皆建都在中原。西周王朝在中原地区分封了许多诸侯国，如宋国、卫国、陈国、蔡国、晋国、齐国、郑国等，以及战国时期的魏国、韩国、赵国、秦国、齐国、楚国等。中原诸侯国是创造中华古代文明的实体。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字、铜器、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最早的成文法、中国古代最值得骄傲的先秦诸子思想及其鼻祖，皆产生在中原诸侯国。虽然说中国古代文明是满天星斗式的出现，中原当是最灿烂、最辉煌的地区之一。“中原诸侯国史研究丛书”以狭义上的中原地区的诸侯国文化研究为主，兼及广义的中原诸侯国文化的研究。我们编纂这套丛书的目的在于研究中原诸侯国的历史、文化、特点、兴衰原因等，以及其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奠基作用，从而弘扬中原地区的古代文化。
一 “中原”概念产生与中原文明的形成
“中原”一词，其原意是“原野之中”，最早见于西周宣王时期的《诗经·小雅·吉日》。诗云：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张我弓，既挟我矢。发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宾客，且以酌醴。
《毛诗》[1]云：
祁，大也。趋则儦儦，行则俟俟。兽三曰群，二曰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驱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
这段诗歌的意思是，看那中原多么辽阔广平，一些野兽三三两两，或跑或行，张弓射箭，驱赶射猎，并以酒宴飨天子；而一些小的野兽可用来宴飨宾客。
这段诗歌描述了周人在广大平坦的原野之中打猎的情况。由于这是周人的诗歌，所以“中原”当是指黄河中游一带的原野。
西周幽王时期的《诗经·小雅·小宛》云：“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汉《毛诗》云：“中原，原中也。”这里的“中原”与《小雅·吉日》中所指的一样，也是指黄河中游一带广平的原野。
黄河中游地区四季分明，土地肥沃，原野广大而平坦，是庶民的宜居之地，许多的族群活动在这广袤的原野之上。随着人类的体质、智力和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地增加，争夺财富和权力的斗争日益激烈。部族之间爆发了频繁的战争和冲突，胜利者取得了领袖的地位。黄帝在对炎帝、蚩尤的战争中均取得了胜利，从而成为华夏民族的正统帝王。胜利的部族把失败的部族赶到边地和山区，自己占据最好的、最宜居的中原地区。于是，中原逐渐成为政治、军事、经济的文明中心。
中原是我国远古文明形成最早、最集中的地区。学术界所认可的文明要素——城堡、文字和金属，最早皆是在中原地区出现和形成。中原在仰韶文化晚期已出现古城堡。郑州西山古城址是仰韶文化的遗存，距今约5300—4800年。中原地区已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堡数百座，如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郾城郝家台、安阳后岗、淅川下王岗等古城址普遍出现。
文字的起源应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器物上的刻划符号。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龟甲和石柄上带有的契刻符号，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距今8000年左右。西安半坡、临潼、郃阳、铜川、宝鸡和甘肃秦安等遗址出土的大批陶器上均有刻划符号，莒县陵阳河的陶尊上发现了刻文古文字。这些都与中国古甲骨文具有一脉相承的渊源。
铜器，在龙山文化期的遗址中多有发现，郑州牛寨遗址、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四期H617内出土了青铜块、铜渣、青铜残片，临汝煤山遗址中出土了铜坩埚、熔铜炉残壁及铜液痕迹等。因此可以说中原是最早、最集中出现文明的地区。
中原也是古代最重要的战场。《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云：“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国语·越语上》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与大国执仇，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国语·晋语三》:“耻大国之士于中原。”战国的《荀子·王制》:“兵革器械者，彼将日日暴露毁折之中原。”汉末诸葛亮《出师表》云：“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如此等等。“得中原者得天下，失中原者失天下”，中原是部族争夺的焦点，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古代文明最发达、最辉煌的地区。
二 中原诸侯国文化源远流长，极富特色
中原自古就是部族方国聚集的地区，夏、商、周皆是在中原建都的王朝。夏商时期，中原的部族方国主要有昆吾、祝融八姓、葛天氏、有莘氏、有扈氏、伯益、有崇氏，等等。西周春秋时期，中原地区又分封了许许多多的诸侯国，如卫国、宋国、陈国、蔡国、晋国、齐国、鲁国、郑国、秦国等。战国时期有魏国、韩国、赵国、齐国，还有东周王朝，楚国的一大部分辖地也在中原地区。
中原诸侯国创造了非常辉煌的文化，对黄河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是中华文明的主体部分。正因为有中原诸侯国文化的奠基，中华文明才源远流长、光彩夺目。
陈文化是我国最古老的文化源头之一。陈是太皞、伏羲的都城，具有远古英雄时代的淳朴风俗。伏羲氏制嫁娶、画八卦、造书契、河图洛书的传说皆与此地此国有密切的关系。陈国又是虞舜之后胡公满的封国，妫姓，国都宛丘（在今河南淮阳县）。《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周武王“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陈胡公娶了周武王之长女大姬，又是帝舜之后裔，西周王朝封之为公侯级的诸侯，以备三恪。恪，客也，陈国于周为客，而不是周王朝的臣服国。《诗经·陈风》展现了古老的陈国风情。例如，《东门之池》表现了陈国平民男女在沤麻、沤纻、沤菅的劳动中，用歌声、语言，表达爱情的生活场景。《宛丘》描写了陈国人用土鼓、缶奏乐，举着白鹭羽毛做成的华盖和旌旗跳舞的欢快场景。《衡门》是说，人皆自足而无求则安，即人们可以志在天地四方，如果志向不能满足，不要强求。这些诗歌都表现出陈国人民的生活、爱情和思想境界。陈国是道家鼻祖老子的母国（后文将详述）。
宋国是殷商后裔的封国，保留着许多远古的传统和习俗。例如，宋楚泓水之战中，宋襄公认为不能乘人半渡而击，认为“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2]故宋国在楚军半渡及既渡而未成列时，放弃进攻，失去有利的战机，导致大败。这在春秋时期被人所笑为愚蠢，但确是远古战争的礼仪。《淮南子·汜论训》云：“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也。”不乘人之危，不伐无备之军，不伐丧，不伐凶（即凶荒年不伐），不薄人于险，灭国不绝祀。战争是为了“以战止战”，宋襄公在战争中表现的道德信义是继承了三代时期淳朴的古风。
卫国是武王少弟康叔的封国，封国在殷商故地，国都定在殷旧都朝歌（今河南淇县）。《汉书·地理志》云：“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康叔，号曰孟侯。”孟侯，就是诸侯之长。卫国是西周王朝分封在殷商故地的最大的诸侯国，故称“诸侯之长”。《诗经·国风》中的《邶风》《鄘风》《卫风》都是产自卫国的诗篇。卫国是封在殷商故地是诸侯国，继承了殷商王朝的手工业与青铜冶炼业的基础，又地处中原，是交通中心，故工商业特别发达，工匠也很多，曾发生过两次工匠起义。“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3]工匠起义赶走了国君，这种情况在春秋时代是很少见的。卫国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发展的土壤。例如，春秋时期齐桓公任命的“大田”宁戚，是管理农业的官员，负责垦田、辟土、艺粟，尽地力之利，是齐桓公称霸时期的重要人才。战国初年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吴起、商鞅等，皆是卫国人。能培养出来这样的人才，说明卫国是文化素质很高的诸侯国。卫国在西周至春秋文明的发展中有重要的作用。
春秋时期，郑国是第一个与商人订立盟约的诸侯国。《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郑国与商人“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郑国商人弦高在秦国的进攻面前，不计个人得失保护了郑国的利益，也表现出对郑国的热爱和很高的政治素质。郑国一带的风俗也是比较开放的。《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4]郑国风俗的开放，与其春秋时期经济文化的繁荣有密切的关系。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把法律条文公布出来，让民众皆知，违者有罪，这是我国最早的成文法。邓析是我国最早的“律师”，为当事人进行狱讼辩护，在中国司法诉讼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中原诸侯国有源远流长的文化，并根据历史、地域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构成了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基础。
三 诸子百家思想主要在中原诸侯国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道家、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工商等学术流派纷纷形成，这是我国思想史上最活跃、最辉煌的时期。先秦思想家们探讨治国治民的理论，研究国家的产生与形成，探索宇宙、人类的起源，对世界、社会和人生都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充满了民本主义精神，闪耀着理性的、尚思辨的光辉，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永久的影响，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先秦诸子与同时期的希腊哲学、印度佛学构成了世界历史上的“轴心时代”。
诸子百家学派及各学派的奠基人皆产生在中原诸侯国。道家学派的奠基人老子和庄子分别是陈国人和宋国人，二人的思想精粹合称为老庄思想。道家学派是先秦时期代表小国贵族的重要思想流派，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仅次于儒家。历史上当大的战乱过去，封建统治者一般会采取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去治理国家，让饱受战争苦难的人民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如在西汉初年、唐朝初年、北宋初年等，封建政权皆以“黄老”思想作为统治的思想依据和国策。道家学说中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对我国历代都有重要的影响。道家学说同时也是古代道教的理论基础，道家在中国历史上有深远的影响和作用。
儒家思想是自汉武帝之后我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治国治民的理论，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直至今日。儒家学派的先驱当是周公，主要活动在镐京（今西安）、雒邑（今洛阳）一带。之后，鲁国的孔子继承了周公的思想，成为儒家学说的奠基人。孔子祖籍在先秦时期的宋国（今河南省夏邑县），其先祖在宋国受到迫害逃到鲁国。孔子后因在鲁国受到排挤，出外周游列国14年，曾到郑国、卫国、陈国、蔡国、宋国等。孔子周游列国主要是在中原范围内进行，所以说中原地区是儒家思想形成的深厚土壤。
墨家学派的奠基人墨子在宋国为大夫，被认为是宋国人；有人又根据墨子在鲁国求学，在鲁国做事，认为墨子是鲁人；亦有人提出墨子是鲁阳人、鲁山人等。墨子是小生产者和小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要求人们“兼相爱、交相利”“非攻”“尚贤”等。他作为新兴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的代表走上政治舞台。《墨子·非命上》云：“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墨子认为，天子、三公、卿宰、诸侯等王公贵族并不神秘，皆是古代从平民百姓中选出的贤者，他们被推选出来是为了治理国家，而不应该搜刮人民。墨子提出“三表法”的认识论，《墨子·非命上》云：“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中国哲学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墨子的思想放射出可贵的平等思想的火花。
魏国的李悝是法家学派的鼻祖。韩非子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法家是在中原形成的重要学派。春秋时期，以晋、齐为主的诸侯国的贵族利用军功、事功专擅国权，尾大不掉，最后对国君取而代之，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战国时期，李悝变法，“夺淫民之禄”，废除“一世有功为官、万世皆荣”的世袭制度，摒弃军功世袭大族对政权的把持，大大加强了国君的权力，从此形成了战国时期的君主专制制度。可以说，李悝变法，是分散的君主权力形成君主专制的转折点。商鞅曾在魏国为宦，不得志，西走秦国；吴起曾为将于魏国，被谗害，奔楚。后来，商鞅和吴起分别用李悝变法的内容在秦、楚进行变法。之后，战国各诸侯国皆效仿李悝进行变法，这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名家学派的奠基人是宋国的惠施和赵国的公孙龙。名家对名、实关系进行探讨，公孙龙提出的“白马非马论”“离坚白论”等，在逻辑学上是相当重要的哲学命题；惠施提出了“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等辉煌的哲学理论，他还发现事物的共同规律“大同异”与“小同异”，并找出它们的差别。这是当时人们对世界认识深化的结果，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理论。
阴阳学说的奠基人是齐国人邹衍。他“大小九州说”的揣测有一定的科学性，反映出邹衍知识的渊博。邹衍把水、火、金、木、土演绎成五德，以附会历史上的各个王朝，把所谓的“五德”与朝代的兴衰更替相附会，然后用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去解释王朝更替的必然性。阴阳学说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哲学思维之一，对我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兵家鼻祖是春秋时期的齐国人孙武。孙武将自己的战争经验、思想、战略、战术写成兵学著作十三篇，即《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兵学著作。孙子主张正义的有道之战，他认为，发动战争者应“非危而战”“唯民是保”，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保护人民。《孙子兵法·谋攻篇》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提出“兵不厌诈”,《计篇》云：“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就是所谓的诈术之道。孙子的军事思想对我国后代有深远的影响。《孙子兵法》是我国历代将领，如韩信、曹操、诸葛亮、李世民、岳飞、戚继光、曾国藩等人的必读之书。《孙子兵法》影响远及海外。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曾说过，世界上所有的军事学院都应把《孙子兵法》列为必修课程。美国人约翰·柯林斯在《大战略》中指出：“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子是我国古代值得骄傲的军事家和学者。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先秦诸子各流派思想的奠基人主要产生在中原诸侯国。先秦诸子思想对我国数千年的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是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由此可见中原诸侯国思想的前瞻性和文化的先进性。
“中原诸侯国史研究丛书”对中原诸侯国的历史、政治、军事、经济、制度、兴衰、思想、文化进行全面的分国研究，并着重研究诸侯国的地域、历史对思想文化的影响。如前所述，本套丛书以狭义的中原地区诸侯国史研究为主，但广义上的中原诸侯国史也是本套丛书研究的对象。研究中原诸侯国历史的辉煌及其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是本套丛书的宗旨。
李玉洁
于河南大学闲云斋
2016年6月26日
[1]《诗经》是周代至春秋时期诗歌的总集，由汉代毛亨作传的版本称为《毛诗》。
[2]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僖公二十二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7—398页。
[3]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定公八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67页。
[4]司马迁撰：《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