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中共党史研究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开始了，[1]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至今已有70余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学科得到了很大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极为繁荣的局面，形成了数次党史研究热潮，重要成果持续涌现，一度呈现出显学态势。新时代以来，中共中央更是不断加强和改进党史工作，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即将设立，党史研究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契机。回顾这段历史，引发了笔者对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的思考：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包括内部和外部的，以至于出现这种繁盛之势，并且在哪些方面推动着党史研究不断深化；另外，众所周知，任何学科都有其内在的基本规律，从而使得学科呈现出自己独有的发展路径，那么40余年来中共党史学科究竟是如何发展的，又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当下党史学科的发展面临着哪些机遇，抑或挑战，具体是什么；如何来进一步有的放矢地推动党史学科深入发展；等等。因此，若要尝试分析以上种种问题，那么开展改革开放以来党史学科发展历史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这将为认识党史学科的发展变化提供一种长时段、广视野的观察视域。此为其一。
其二，当我们重新检视现有的研究成果后，不免会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当下关于中共党史学科高层次的宏观问题、理论问题的研究较为薄弱。高层次的宏观问题、理论问题的研究与微观问题、具体问题的研究，都是党史学科的重要组成，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党史学大家张静如先生就萌生了撰写党史学科发展史的想法，之后他不断呼吁学界应加大对学科高层次的宏观问题、理论问题的研究力度，并且身体力行，撰写出《中共党史学史》《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等大批代表性著述，推动了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但时至今日，相对于具体史实考证研究的蓬勃兴盛，关于高层次的宏观问题、理论问题的党史研究仍旧较少。的确，从事宏观问题、理论问题的研究一般难度较大，短期内难以出成果，往往需要研究者“慢工出细活”，在很多人看来有“费力不讨好”之嫌，因此学界提倡得多，研究得少。“但是，比历史知识的巨大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学者们在如何对过去进行研究的方法和态度上发生了重大的革命。……应当研究哪些方面，采用哪种方法，如何对过去作出解释，以及历史研究工作如何组织。”[2] 目前来说，学界尚未有专门的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史学科发展历史分时期研究的学术著作，已有的《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张静如、唐曼珍主编）和《中共党史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周一平著）成书时间相对较早，难以充分展现40余年来党史学科发展的基本轨迹和主要趋向。有鉴于此，笔者选择了以改革开放以来党史学科发展史研究为研究题目，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较为细致的考察和分析。以上两点，权为选题的缘由吧。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研究这一历史过程，剖析变化、总结经验，归纳特点、探索规律，对于深化学术研究、推动学科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党史学科发展史研究是党史学科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方面，开展党史学科发展历史研究，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学术的延续和发展，是建立在既往研究基础之上的。可以说，“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是全然蔑视时间关系，而兹学系统，终未由明了”[3]。因而通过党史学科发展历史的研究，来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尝试梳理、继承前人的耕耘成果和累积的资源，总结、借鉴学界先辈的治学经验，才能让后来的学者们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尽快进入党史研究的前沿阵地。可以说，学科发展史研究是一把进入党史学科这座科学大厦的、不仅是入门的而且是可以登堂入室的可靠钥匙。另一方面，开展党史学科发展史研究，也可以鉴往知来，取长补短。学科发展既有客观条件的作用，又有主观因素的影响。如前文所言，通过叙述学术传承、剖析时代潮流的学科发展历史研究，与前辈学人进行对话，才能给党史学者提供一个认识党史学科演进的整体脉络，有利于梳理出改革开放以来影响党史学科发展演进的主客观条件及其变化，吸取蕴含其中的经验教训，寻找出发扬有利条件的方法，探求出克服不利条件的途径，从而促进学科建设的不断进步。
总之，如李大钊先生所言：“我们登这过去的崇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愈清。无限的未来世界，只有在过去的崇楼顶上，才能看得清楚。”[4] 只有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学科发展演变的整体进程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和总结，我们方能了解过去，认识现在，把握未来，从而促进党史学科的繁荣发展。
二 研究现状的述评
长期以来，关于中共党史学科发展史的相关研究为学术界所持续瞩目。国内外学者们从党史学史、党史文献学、党史学家及代表性著作等多个相关议题展开细致研究，取得了众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下面将对其中重要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评述。
（一）国内学者关于中共党史学科发展史的相关研究
国内党史学科发展史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以来，与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同步同频。复观40余年党史学发展史研究的基本进展，主要集中在党史学史、党史文献学、党史学科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党史学科基本建设等方面。
1.中共党史学史研究
学科发展史研究是任何学科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促进学术研究的进步和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史学科就已经建立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更是获得了较快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关于党史学科发展历史的系统研究却一直没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大约在1980年，张静如先生最早萌生了开展中共党史学科发展研究的想法，准备主持编写一部中共党史学史。在张静如的指导下，他的学生王京生撰写了《党史学正源》[5]、《中共党史学史概说》[6] 和《党史学初建期状况研究》[7] 等一系列著述，首次将中共党史学的发展历史划分为“萌生、初建、成型、挫折、复兴”五个时期，并对初建期的党史研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讨，引起了广大党史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其后，唐曼珍发表《党史学成型期状况研究》一文，进一步分析了成型时期党史研究的特点、成就和存在的问题。[8] 王学勤则剖析了中共党史早期几部重要党史著作发生、成型、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是对党史史著进行评论的重要尝试。[9] 1990年，张静如、唐曼珍主编的《中共党史学史》出版，标志着中共党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中共党史学史”开始建立，对党史学科基本体系的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10] 此后，党史学科发展研究进入了热潮，学科体系建设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翟作君、邬正洪、周一平主编的《中共党史史学史辞典》是目前唯一一部关于中共党史学科发展历史的专业辞典，收录党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学者专家、机构团体、报纸刊物等词目达2000余条，可以作为开展党史学科发展研究的重要参考。[11] 周一平著的《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12]，田子渝、曾成贵主编的《八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13]，周一平著的《中共党史史学史》[14] 和其主编的《中共党史研究90年》[15]，各自按照时间顺序分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党史研究状况，并有理论方法的审视和经验教训的总结，都是评述党史学科发展历史的重要著作。刘德军从光辉历程、旗帜战略、经典论断和重大事件四个方面，对30年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细致梳理。[16] 刘晶芳、曹普和刘振清合作，对2001年到2010年每年度的党史研究成果进行了详细介绍和梳理，[17]《中共党史研究》杂志自2002年起每年刊载一篇述评上一年度党史研究新进展的综述类论文，为研究者把握每年党史研究的详细状况提供了便利。谢辉元对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领导的历史研究和史学建设工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梳理了党史研究兴起、发展、兴盛和继续发展的四个阶段，提出打造固定的党史叙事模式和学科指导理论，以推动党史撰述走向统一，是民主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的主要趋势与成就。[18] 刘晶芳的《中央党校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史》则全面概述了中央党校党史学科建设的基本历程，并对其党史学科建设的宝贵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19] 还有一些学者细致考察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与中共党史学的相互关系，指出该文本不仅长期影响着党史学科的研究主旨、基本内容和主要方法，而且规范了党史著述的话语风格，乃至“中共党史”概念的生成也离不开其影响。[20] 此外，关于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领袖党史思想的研究，以及华岗、何干之、胡华、胡乔木、胡绳、龚育之、张静如、彭明、郭德宏、周一平等重要党史学者党史思想的研究，也开始受到学界重视，取得了一些成果。
近年来，关于党史学科发展历史的研究理念又有了新突破。一方面，吴志军认为传统的史学史研究范式已经无法清晰地展现党史学科事实上的复杂性和学术化脉络，因而提出要将这种学术化的发展历程单独剥离，力图“型塑学术史治理的新范式”[21]，并且尝试运用这种新范式集中探讨了改革开放前后党史研究学术化传统的萌发、生成与发展。[22] 另一方面，韩钢则试图将党史学的学术追求与政治性诉求区别开来，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术概念：中共党史的民间研究，认为民间研究已经改变了传统单一类型的党史研究格局，在利用多国多边多层的档案和史料、创新研究理念、修正讹误和填补研究空白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23] 在此基础上，吴志军考察了拨乱反正时期的民间党史研究，认为其促进了20世纪80年代党史学科的初步构建和学术化进程。[24] 可以看出，这种以学术化诉求为主要理路的研究突破了传统史学史研究范式，具有鲜明的思想史特点，为构建系统的党史学科发展历史提供了另一种重要视角，有助于展现40余年来党史研究的复杂性和规律性，应当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2.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
文献资料是党史研究的基础，党史文献学也是党史学科体系的重要分支。在21世纪之前，并没有专门的党史文献学著作问世，关于党史学科文献、史料的论述散见于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的史料学著述之中。张注洪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是在其数年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的讲稿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该书不仅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史研究情况及其文献资料，而且还对现代革命史史料学的若干专题进行了探讨，是研究中共党史、中国现代革命史的重要参考。[25] 张宪文的《中国现代史史料学》在详细阐明中国现代史中的档案、报纸、期刊和回忆录等不同史料基本情况的同时，还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各类史料的利用方法。[26] 何东的《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突破传统史料学的体系，介绍了中国现代史中有关年代、人名、地名和职官等诸多基础性知识，在一段时间内是开展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教研工作的重要工具书目。[27] 与前几部著作相比，陈明显主编的《中国现代史料学概论》除了总结中国现代史的史料情况，还分析了中国现代史料学的一般理论，并且对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些重要的中共党史著作进行了集中介绍和评述。[28]
随着党史研究的日益深入和学科建设的稳步推进，党史文献整理工作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建立党史文献学的任务逐渐迫切起来。郝瑞庭对党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应该而且能够建立起一门党史文献学的新学科”，推动了党史文献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29] 郭军丽研究指出，建立党史文献学并开展相关研究是党史学走上科学研究轨道的重要先决条件，因而她提出要重视党史文献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开设相关课程，编写教科书。[30]此后，关于党史文献学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郭军丽、张注洪、周一平等对党史文献资料的整理、使用等具体工作以及党史文献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为党史文献学的正式建立准备了理论基础。[31]2002年周一平编著的《中共党史文献学》出版发行，标志着中共党史文献学正式建立。该书吸取中国传统和西方的文献学经验，较为细致地论述了中共党史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学科体系和相关知识，是目前唯一一部系统探讨中共党史文献学的学术专著。[32] 费云东的《中共档案文献征集》对中共领导下的档案文献征集工作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细致考察，是研究中共文献史的重要著作。[33] 党史地名学是党史文献学的重要分支，中共唐山市路北区委党史研究室编的《党史地名学研究》集中论述了党史地名的起源、命名、更名、考证、沿革和管理等一系列基础问题，丰富了党史文献学的理论体系。[34] 周一平的《日版〈毛泽东集〉〈毛泽东集补卷〉校勘与研究》是校勘党史文献的代表作，其在细致校勘日本学者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毛泽东集补卷》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这套书的价值和局限性。[35] 近年来，还有学者注意到了党史文献资料的数字化建设问题[36]，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这可能会成为今后党史文献学研究的新热点。
3.中共党史学科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党史学科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相关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较早探讨党史理论问题的是马齐彬的《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和郭德宏、李明三的《正确处理党史研究中党性和科学性的关系》两篇文章。前者论述了党史研究的任务、对象，强调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冲破束缚、解放思想，开展党史研究；[37]后者集中分析了如何正确处理党史研究中党性和科学性的关系问题。[38]
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学界逐步加强对党史学科基础理论、方法的研究力度，陆续出现了一些重要著述。王仲清主编的《中共党史学概论》分为上下两编，对学科性质、特点、对象、发展过程、史料问题、著作编写等基本理论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标志着“中共党史学概论”学科开始建立。[39] 张静如的《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在系统阐释社会史的定义、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要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重要观点，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40] 张静如的《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是学术界第一部运用唯物史观阐发中共党史学的理论著作，提出了构建中共党史学中介理论体系的重要观点，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国近现代社会进化和变革、社会意识、个人和群众五个方面与党史学的关系，系统阐明了如何在党史研究中贯彻唯物史观的问题。[41] 王炳林的《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对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认为群众利益标准也应该成为评判历史的标准，强调要把生产力标准和群众利益的标准结合起来。[42]宋学勤的《中共党史学概论》全面介绍了当前党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43] 欧阳淞的《党史学基本问题研究》对影响党史学科发展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细致探讨，也值得关注。[44] 王炳林等的《中共党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对党史学科的定位问题、发展史、历史观、基本原则、研究方法、史料问题、学术规范及国际视野等八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细致论述，是近年来党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代表性著作[45]。周良书的《党史书谈：阅读与写作的技艺》则关注到了党史研究和学术训练的方法问题，从“文本阅读” “学术训练” “研究选题”“史料运用”“立论方式”五个方面论述了党史研究者如何进行系统学术训练。[46]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党史学科基础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进展最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党史学科的性质、特点、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功能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上达成了共识。经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热烈讨论，党史学科属于历史学的观点已被大多数党史学者所认同，目前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将历史研究的基本规范和方法运用到具体的研究中，以进一步推动党史学科的规范化、专业化；过去提及党史学科的特点，主要是党性、革命性、政治性、现实性以及理论性等，而现在则更加强调科学性，认为科学性才是党史学科的根本；关于党史学科的研究对象与内容，学界一般认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部历史过程、全部内容，但也要注意与其他相关学科如中国近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党的建设等相互区别，不能无限延伸；[47] 党史学科除了具有政治功能，即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致用”作用之外，学者们认为其还有学术功能和文化功能，即具有“求真”的学术价值和党史文化的传承作用。[48] 此外，党史分期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49]
第二，对如何在具体的党史研究实践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了细致探讨，提出不少新的观点。党史研究的开展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则是最根本的指导理论。针对怎样把唯物史观贯彻到党史研究中的问题，张静如提出需要建立起一种中介理论体系，能够与实际紧密结合，反映研究中主要的、根本性的问题，以深化党史研究。[50] 有不少学者认为，除了唯物史观，党史研究还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作为具体指导，涉及历史主义、阶级斗争、社会心理、人与自然关系、社会运行、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51] 近年来，学界对党史学科的指导理论又进行了新的探讨，如有学者认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推动社会史研究的本土化具有重要价值；[52] 有学者论述了历史主义在党史研究中的运用及其意义；[53] 还有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党史研究，实际上具体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和史学理论三个部分。[54]
第三，对党史学科具体研究方法的研究已初具规模，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其一，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学界普遍认为这应当是党史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主要有阶级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包括内外比较、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历史性比较和逻辑性比较）、考察研究法（宏观考察和微观考察、顺向考察和逆向考察、纵向考察和横向考察、历史考察和逻辑考察）以及历史合力论的立体研究方法等。其二，中国传统的史学方法和经学方法。诸如史料学、考据学、人名学、地名学、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辨伪学、辑佚学、训诂学、注释学、编纂学的研究方法，以及传、注、疏、笺、考、辨等的基本方法，都可以在党史研究中进行合理运用。其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例如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地理学、教育学、法学等的研究方法，也都是党史研究可以参考、借鉴的重要方法。其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系统分析方法、计量统计学的研究方法、数理模型分析方法、模糊方法等，有利于推动党史研究的现代化、科学化和精确化。其五，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口述史学、历史年代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概念史、身体史、精神史、记忆史、环境史等其他各种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学者们认为也可为党史学科所借鉴。其六，若干研究范式。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范式更具系统性。40余年来党史学界突破了传统革命史范式的束缚，逐步形成了现代化范式、“三个代表”范式和“新革命史”范式，近年更是有学者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史范式以及“新政治史”“新文化史”等诸多新范式，这都有利于开阔学术视野、丰富和深化党史研究。其七，总结党史研究经验的创新性方法。例如，程中原概括出了综合运用人证、书证、物证、史证的“四重证据法”，[55] 就是对党史学科研究方法的重要创新和贡献。
4.中共党史学科建设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党史学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党史研究出现繁荣兴盛景象，20世纪80年代初甚至一度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显学”，2002年中共党史学会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成立，也为促进学科健康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与此同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党史学科建设问题进行了研究。
准确把握学科的发展现状，是推进学科建设的基本前提。一些学者一度认为党史学科发展面临困境，即“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56]，主要是同其他学科相比“显得相对弱化和边缘化”[57]。但是部分学者不赞同这样简单概括党史学科发展的形势，认为“有萎缩，更有繁荣。而繁荣中又有诸多问题”[58]。
党史学科归属与定位问题，一直是学科建设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如前文所述，多数学者认为党史学科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但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编制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党史学科则被划到“政治学”一级学科之下。因此，有学者提出若从学科发展角度出发，应将党史学科作为法学门类下的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59] 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应构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群，应将中共党史调整至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从而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优势互补、协调共进。[60]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党的建设二级学科”[61]，此后许多高校先后设立“党的建设”二级学科并开始招生。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关于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及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的函》，将“中共党史党建”列入法学门类一级学科（学科代码为0307），在党史学科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因此，探讨如何促进党史研究与党建研究有机融合、构建科学合理的二级学科、处理好党史党建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党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将会成为学界着力研究的重要方面。[62]
（二）海外学者关于中共党史学科发展史的相关研究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研究中国共产党及其发展历史的国外学者与日俱增，有渐成国际显学的趋势。近些年来，以美国、日本、俄罗斯等为主，全世界已经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进行比较有规模的中共党史研究工作。但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海外学者对中共党史学科发展历史进行专门研究的很少，除了党史编纂学研究，实际上主要散见于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学的整体性研究中，并且其中大部分是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发展的相关研究，涉及胡乔木、胡绳、胡华、华岗等一批重要党史学者及其代表性的党史著作。
纵览这些研究成果，其中发表于改革开放以前较为重要的著述主要有：美国学者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著的《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中国史学》[63]和其主编的《共产党中国的史学》[64]，美国学者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著的《儒教中国及其近代命运》[65]，等等；改革开放之后发表的比较重要的学术专著主要包括：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E.J.Wakeman）著的《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国历史学》[66]，中国台湾学者逯耀东著的《中共史学的发展与演变》[67]，中国台湾学者吴安家著的《中共史学新探》[68]，美国学者德里克（Arif Dirlik）著的《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69]，美籍华裔学者李怀印著的《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70]，美国学者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与王晴佳合著的《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71]，等等。作为知名的中共党史编纂学研究专家，德国学者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是海外研究中共党史学科发展史的标志性人物，代表作有《当代中国的党史编纂学：类型、方法、主题和作用》和《古为今用》[72]。前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对中共党史和党史编纂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归纳和评述，后者则进一步分析了自1945年以来中共党史学科建立和发展的基本情况，对国内学者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近年来，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也开始瞩目中共党史文献资料的编纂问题。他通过对中共“一大”几份不同版本的资料分析研究，认为党史学应该从“考证学”转向“史料学”，从注重史料比对转向关注史料内容和生成现场，对“党史研究、党史资料编纂的进程作全面探讨”[73]。在此基础上，石川祯浩具体考察了中共二大以及1929年到1955年中共编纂党史资料的主要进程，认为这不仅为之后研究和叙述党史奠定了文献基础，而且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74]
除此之外，海外中共党史研究在范式构建、方法运用、制度建设、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等方面自有其独到之处，可以作为“他山之石”，能给予我们推动国内中共党史学科发展以重要参考。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与海外尤其是欧美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意识存在根本性区别，即后者最关心的是各国对中国的政策问题，[75]抑或将中国“作为美国/西方理论的测验场域”[76]。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党史学科发展史的研究逐步深入，已经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形成了一些比较成熟的认识，从而奠定了中共党史学科持续推进的学理基础。但是，纵览近40余年来的党史学科发展史研究，我们仍然发现在既往研究成果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
其一，多数研究成果没有划分改革开放以来党史学科发展的历史时期。科学地划分党史学科发展的历史，是认识党史学科发展规律的重要环节。现有的研究大多以横向静态梳理和综述党史学科各个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主要，却很少纵向分时期、分阶段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讨，虽然能够较为细致地反映某一领域的基本进展，但却不能动态展现改革开放40余年来党史研究进步的全过程，难以清楚地阐释出党史学科自身发展的历史脉络。[77]
其二，许多研究成果忽略了中国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整体的变化对党史学科发展的影响。党史学发展离不开学科自身的独立性和内在的推动力，但同时又会受到不同时期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制约，继而影响指导思想的确立、研究课题的选择、研究领域的宽窄、研究方法的使用以及研究结论的趋向等各方面内容。但目前的许多研究成果往往只关注到党史学某一具体领域内学术研究自身的承袭性，对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相近学科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缺乏必要的分析，因而无法充分反映40余年来党史学科在不同发展时期的时代特点及其复杂性。
其三，研究视域相对狭窄，许多研究不够深入。党史学科发展史研究不仅在于遵循史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客观评介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著、主要观点、基础理论等议题，分析它们产生的渊源及影响，而且需要注意资料工作、组织机构、学术刊物、教育教学等方面对党史研究进步所起的重要作用。但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主要观点的评析、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的介绍、党史教育和教学问题及对策的研究等几个方面，不仅对于其他方面的探讨比较薄弱，而且多系因袭归纳之作，整体上来看研究视域较为狭窄，研究仍需深入。
三 基本概念的界定
本书以中共党史学科作为研究对象，分阶段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史学科发展演进的具体情况，力图提炼和概括出党史研究在每一阶段所呈现的主要特点，阐释清楚学科发展的基本历史脉络。本书涉及一些基本概念的使用，可能会对准确理解全书结构和行文思路产生重要影响，故作如下界定和说明。
（一）中共党史
“中共党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简称。1938年6月，张闻天化名“洛甫”发表《读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之后》一文，最早使用了“中共党史”概念，随后这个简称也逐步被一些党的领导人所熟知。[78]1942年毛泽东发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讲话，首次对党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方法进行了集中论述，扩大了“中共党史”概念在全党的影响。由此，“中共党史”这个简称开始普遍地使用起来，并经过党史工作者的不断阐释、论证，已经成为一个内涵明确的科学概念。
随着新时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党史学者开始重新检视“中共党史”概念的科学性。2002年前后，张静如先生就指出“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称‘中共党史’不科学，因为简称的‘中共’复原之后在全称中就多了一个‘党’字。……应该简称为‘中共历史’”[79]。这个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其后不少党史工作者在相关著述中开始使用“中共历史”这个概念。当然，很多学者还是在继续使用“中共党史”的简称，并且在官方的正式文件中也沿用了这一传统表述。[80]本研究旨在考察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40余年来的演变历程，“为了适应历史传统习惯，也不会引起歧义”[81]，所以继续使用“中共党史”这个概念。
（二）中共党史研究与中共党史学
所谓“研究”，一般是指对客观事物的性质、规律和真相等问题进行探索的各类活动。通常所说的“学”，抑或“学科”，则主要是指“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82]。比较而言，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泛，既包括已经较为系统的学科体系，也包含各种零散的、具体的探讨。对某一内容零散的、具体的研究只有经过长时间的累积，逐步形成一定的规模、具备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那么对这种内容的研究才能构成一个学科。当然，中共党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是党史学者们长期研究的结果。
因此，中共党史研究就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客观历史进程所进行的各种具体研究，而中共党史学科则是研究这一历史进程的专门学科，具有系统的、完备的独立学科体系。当然，学科也是一种研究，一般来说中共党史研究与中共党史学的含义也基本相同。[83]所以，本书不再将两个概念加以区分，一并使用。
（三）学科建设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
关于学科建设的概念问题，是当前高等教育界研究的热门话题，也是众说纷纭。有学者聚焦于学科队伍的建设和研究水平的提升，认为是“对学术队伍和学科条件进行规划与建设，从而形成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综合实力”[84]；有学者将学科建设划分为观念建设和制度建设两个层面，前者“形成一种知识传统或思想传统”以便培养学术新人，后者则“包含学者的职业化、固定教席和培养计划的设置、学会组织和学术会议制度的建立、专业期刊的创办等”[85]；还有学者提出学科建设就是“系统工程”的观点，表述为“围绕学科方向、学科队伍和学科基地，通过硬件的投入和软件的积累，提高学科水平，增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综合实力的一项系统工程建设的过程”。[86]可以看出，学科建设重在完善学科体系，完备学科发展条件。因此，有党史学者指出，从根本上来说所谓“学科建设其实就是建设学科，是以学科发展为目的，从多角度、多方面增添新的因素，创设新的条件，开辟新的道路”。[87]
归纳以上表述，并结合党史学的具体特点，本书认为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就是创设学科发展条件，逐步提升学科学术水平的系统工程。具体来说，可以包括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党史资料工作、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党史教育宣传工作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些当然也是本书研究的重要方面。
四 研究的主要思路
本书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共党史学科发展历史为考察对象，力图系统阐述多方面因素影响下党史研究持续进步的基本过程，全面梳理党史学科各个领域建设的主要脉络和重要成就，为当前及今后党史学科的发展进步提供历史支撑和经验借鉴。本书以为，科学划分党史学科的发展阶段，需要把握以下两方面：一方面，任何学科发展必然会受到不同时期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制约，并且党史学是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因此中国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整体变化是划分党史学科发展阶段的基本依据之一；另一方面，党史学发展也离不开学科自身的承袭性和内在的推动力，因此学术研究的流变走向和学科建设的基本规律是划分学科发展阶段的另一个基本依据，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分期等同于党史学科发展的阶段。
基于此，本书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整体变化，根据40余年来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的基本情况，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从1976年到1981年是恢复重建时期。自“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党史研究就开始逐步摆脱极“左”思想的束缚，并随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兴起而重新开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推动了实事求是原则的重新确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更是标志着党史领域拨乱反正工作的基本完成。与此同时，党史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逐步建立，资料工作、党史政治理论课重新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完整的学科人才培养体系也已基本构建，都为党史研究的重新开始准备了条件。
第二，从1981年到1990年是繁荣兴盛时期。自1981年以降，党史学科获得了极大发展，不仅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学习、宣传和研究党史的全国性热潮，而且党史学基础理论研究也引起学界持续瞩目。在学科建设方面，资料工作快速发展，大批党史报刊“应运而生”，党史政治理论课虽经调整但依然受到重视，学科人才培养体系也得到进一步完善。在具体研究方面，大规模的党史人物研究开始进行，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研究虽是重点，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史也开始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
第三，从1990年到2010年是全面推进时期。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国再一次掀起学习、宣传党史的持续性热潮，推动党史研究进入新的层次，学科基础理论体系也得到初步构建。在学科建设方面，党史重要文献资料选编体系已经形成，党史期刊建设不断走向科学化、规范化，人才培养体系也在继续完善，但是高校党史政治理论课终究被取消了。在具体研究方面，党史人物研究更加全面，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研究进展显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研究则成为新的重点，关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第四，从2010年至今是深入发展时期。中共中央不断加强和改进党史工作，建党百年之际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普遍开展和对《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学习贯彻，更是又一次营造出全社会关注党史的热潮，为党史学科发展创造了重要契机，党史研究的科学化趋势进一步凸显，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在学科建设方面，党史资料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党史报刊建设也更趋科学化、专业化，人才培养体系也在起伏中有了新的发展。在具体研究方面，党史人物研究持续推进，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研究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研究进入深化阶段，关于改革开放时期的研究又成为新的热点。
复观40余年来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历程，总体上呈现出三个基本特点：研究理念更加趋于科学，理论体系实现初步构建；研究视域有了很大拓展，研究重心出现两种转移；学科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研究条件得到有效保障。但与此同时，党史学科发展也面临学科定位不够明晰、学术水平仍需提高、人才培养存在困境和外部环境带来的影响这四个方面的严峻挑战，应当引起学界高度重视。针对这些挑战，唯有加强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继续完善学科体系建设，做好党史教育宣传工作，才能提升党史研究科学化、学术化水平，从而继续推动中共党史学科发展进步。
五 研究的主要方法
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整体变迁，将社会需要和学科规律相结合，对40余年来党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分时期、分阶段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讨，主要采用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第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88]可以说，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进步与中国政治社会的发展变迁是相一致的。本书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既要弄清党史学科自身发生、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又要立足于中国政治社会变化的大背景，从而透过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研究演进的历史表象把握学科发展的主要脉络，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获得对于学科发展逻辑和规律的正确认识。
第二，文献资料法。文献资料是开展史学史研究的基本条件，一切科学的逻辑分析、推理判断和解释阐发的前提都是掌握必要的文献史料。倘若离开文献资料，中共党史学科发展的历史简直无从研究起。所以，本书搜集、整理了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党史学科发展的大量文献，既有中共中央及各级领导关于党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意见，也有党史学者们已经发表的诸多重要研究著述，当然部分国外学者的相关论著也纳入了关注的视域，还有报刊档案、统计年鉴、政府公告等资料中关于党史工作的相关报道和记录，一些涉及党史学科发展历史的知名学者的文集、札记和回忆录，以及其他有价值的各类文献资料，等等。本书通过梳理、比较和分析这些历史文献中关于党史研究和党史学科建设及实践的发展变化，来认识和把握40余年来党史学科的演变历程及其基本规律。
第三，比较研究法。“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89]本书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历史进行考察，十分注重使用比较研究法。一方面，开展纵向比较研究，不仅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共党史学科同之前的党史学科进行比较，而且还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几个不同时期之间的党史学科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另一方面，也进行横向比较研究，将中共党史学科与同源学科、相近学科，例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学科、党的建设学科等，进行比较分析。通过比较研究法的综合运用，力求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宏观微观相结合，以总结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学科发展的主要特点和基本脉络。
[1]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发端问题，目前党史学界尚未形成定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党史研究起步于中国共产党的筹备成立过程中，以瞿秋白的《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1921年1月）、张太雷的《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1年6月）等文章为代表，详见周一平《中共党史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31页；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党史研究起始于1924年1月，以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为标志，详见刘国新的《中共党史研究60年》（《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1日第4版）和宋学勤的《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4页）。这两种观点各有侧重，前者主要强调记述中共筹备阶段的各类文章属于党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后者则主要是从纯粹学术研究的角度来标记党史研究的起点。但是最早自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进行党史研究的，当数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等党的早期领导人，主要是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和《党的机会主义史》，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李立三的《党史报告》，等等，具体参见王炳林等《中共党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8页。
[2][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版，“序言”第1页。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4页。
[4]李大钊：《史学要论》（1924年5月），《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67页。
[5]王京生：《党史学正源》，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1986年。
[6]王京生：《中共党史学史概说》，《党史通讯》1987年第1期。
[7]王京生：《党史学初建期状况研究》，《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
[8]唐曼珍：《党史学成型期状况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
[9]王学勤：《中共党史早期著作研究论稿》，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1991年。
[10]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1]翟作君、邬正洪、周一平主编：《中共党史史学史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2]周一平：《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13]田子渝、曾成贵主编：《八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4]周一平：《中共党史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5]周一平主编：《中共党史研究9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16]刘德军主编：《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述评》，济南出版社2008年版。
[17]刘晶芳、曹普、刘振清编：《中共党史研究十年述评（2001—2010）》，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8]谢辉元：《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研究和史学建设》，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16年。
[19]刘晶芳：《中央党校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年版。
[20]主要有：许冲的《论〈联共（布）党史〉对中共党史编撰的影响》，《现代哲学》2013年第2期；汤志华、钟慧容、武圣强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5期；姚宏志的《“中共党史”概念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5期；等等。
[21]主要有：吴志军的《学术史：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史学书写》，《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5期；《党史研究学术史理论三题》，《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期；《实证史学理念的巩固、强化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展（1983—1985）》，《中共党史研究》2020 年第1期。
[22]具体参见：吴志军的《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9期；《一九七九年：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起步》，《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4期；《学术化传统的生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头三年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4期。
[23]具体参见：韩钢的《中共历史的民间研究》，《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16 日第8 版；《中共历史的民间研究之境界》，《北京日报》2011年7月25日第19版。
[24]吴志军：《拨乱反正时期的民间党史研究述论》，《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第5期。
[25]张注洪编著：《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26]张宪文：《中国现代史史料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7]何东：《中国现代史史料学》，求实出版社1987年版。
[28]陈明显主编：《中国现代史料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9]郝瑞庭：《试论中共党史文献学》，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1986年。
[30]郭军丽：《试论党史文献学的建立是党史学研究走上历史科学道路的先决条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1989年。
[31]专门论述党史文献学的重要文章主要有：郭军丽的《党史文献学刍议》，《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2期；张注洪的《中共党史史料学的属性、源流和形成》，《北京党史》1999年第4期；周一平的《中共党史文献学理论问题初探》，《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4期；《中共党史目录学几个理论问题初探》，《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3期和《关于中共党史校勘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初探》，《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年第1期；等等。
[32]周一平编著：《中共党史文献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3]费云东：《中共档案文献征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4年版。
[34]中共唐山市路北区委党史研究室编：《党史地名学研究》，2004年（内部资料）。
[35]周一平：《日版〈毛泽东集〉〈毛泽东集补卷〉校勘与研究》，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
[36]汤红娟、卢炎香：《关于推进中共党史文献资料数字化建设研究的思考》，《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4年第23期。
[37]马齐彬：《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1980年第2期。
[38]郭德宏、李明三：《正确处理党史研究中党性和科学性的关系》，《理论战线》1981年第30期。
[39]王仲清主编：《中共党史学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0]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41]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
[42]王炳林：《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43]宋学勤：《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4]欧阳淞：《党史学基本问题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
[45]王炳林等：《中共党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46]周良书：《党史书谈：阅读与写作的技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47]李向前：《党史与国史：在怎样的意义上应有区别？》，《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 年第3期。
[48]齐鹏飞：《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功能与政治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 年第3期。
[49]代表性的成果有：陈述《论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历史分期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9年第4期；齐鹏飞《试论中共党史90年的历史分期问题》，《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7期；张世飞《中国共产党历史分期理论与实践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等。
[50]张静如：《关于〈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
[51]郭德宏：《面向新世纪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学的性质、体系、理论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52]曹小文、曹守亮：《唯物史观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3期。
[53]周良书：《中共党史研究中之历史主义》，《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5期。
[54]欧阳淞：《党史学基本问题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14—23页。
[55]程中原：《国史党史七大疑案破解——四重证据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3页。
[56]齐卫平：《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建议》，《上海党史与党建》2005 年第11期。
[57]陈答才：《中共党史学科的功能与现状——兼谈加强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党的文献》2006年第3期。
[58]龚育之：《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百年潮》2005年第8期。
[59]宋俭、丁俊萍：《关于中共党史学学科建设问题的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08 年第3期。
[60]张健：《中共党史在高校学科建设中的定位与整合》，《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3年第6期。
[6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2016年12月4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84页。
[62]《光明日报》曾邀请党史名家，就“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设立之后的相关焦点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具体参见王炳林的《准确把握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发展定位》、杨凤城的《新时代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两个关键问题》、陈金龙的《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三篇文章均刊载于《光明日报》2022年1月5日第16版。
[63]Albert Feuerwerker,“China's History in Marxian Dres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66,No.2（Jan.1961）.
[64]Edited by Albert Feuerwerker,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Cambridge MIT Press,1968.
[65]Joseph R.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66]具体参见朱政惠《海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及其思考》，《史林》2006年第4期。
[67]逯耀东：《中共史学的发展与演变》，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年版。
[68]吴安家：《中共史学新探》，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版。
[69][美]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70][美]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岁有生、王传奇译，中华书局2013年版。
[71][美]伊格尔斯、王晴佳：《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72]梁怡、李向前主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年版，第399—400页。
[73][日]石川祯浩：《由考证学走向史料学——从中共“一大”几份资料谈起》，《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74][日]石川祯浩：《中共“二大”与中共党史研究史》，袁广泉译，《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2005年第5辑；[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编纂党史资料的进程（1929—1955）》，李晓倩译，《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6期。
[75]各国开展并重视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实际上主要是为其政治、经济利益以及对华外交关系服务的，例如，美国中共党史研究始于20 世纪50 年代末就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息息相关。具体参见梁怡、李向前主编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年版，第145—147页。
[76]黄宗智：《问题意识与学术研究：五十年的回顾》，《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
[77]仅就笔者视野所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学科发展历史分时期进行研究的学术论文只有一篇，即陈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史研究》，《求索》1989年第4期。该文将1978年12月至1989年中旬的党史研究发展的轨迹划分为拨乱反正阶段、理论建树阶段和党史学自身深化阶段三个时期，从不同时期党史研究的方向和特点出发，对改革开放10年间的党史研究作了简要的回顾和评述。此外，章百家于2011年在一次讲演中也曾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研究的发展历史划分了时期，提出20世纪80年代是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是系统化阶段，21世纪以来进入了综合性、跨领域、跨学科研究的阶段，但他只是一带而过，并未对各个时期的党史学的主要特点及成就进行系统阐述。具体参见章百家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史研究》，《观察与交流》第84期（2011年7月30日）。
[78]姚宏志：《“中共党史”概念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5期。
[79]张静如：《成功的修订》（2002年10月），《张静如文集》第4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0页。
[80]例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制的《中国学位授予单位名册》，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等联合发布的《关于在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中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研究状况与“十二五”发展趋势》，都采用的是“中共党史”这一传统表述。
[81]王炳林：《中共党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论要》，《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8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488页。
[83]具体参见王炳林《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84]张育林：《关于院校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1年第12期。
[85]吴国盛：《学科制度的内在建设》，《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86]陆军、宋筱平、陆叔云：《关于学科、学科建设等相关概念的讨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年第6期。
[87]张静如：《〈中共党史研究〉与党史学科建设》，《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2期。
[8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