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华文文学“跨界”类型与意义

列维-斯特劳斯曾经指出，大航海是人类旅行的分界，因为此前的人沉浸在完美的自我想象当中，自从通过远行发现同类，个体与群体的远行被赋予现代性内涵。[1]与行走相关的文学书写，不论是谋生之道，还是追逐财富，都在重构命运的过程中展示出个体经验的巨大变化，并成为一种显示权力的文化政治。“跨界”之所以构成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属性，本身是写作主体的经历变动而导致的结果，随着身份重塑过程的不断演变，跨界的丰富向度成为推动华文文学不断溢出原有界限的动力。作为学科意义的“界域”被当成热点谈论，反映了学界对华文文学学科对象的认知上存在某种紧张与焦虑。

跨越界限无疑带来了诸多模糊性。以国籍为主要判断依据的模糊身份，或者可以理解为早期华文文学所经历的一个过渡状态，随着华人在海外生存处境的演变，虽然国籍角度可能实现了由当年“漂洋过海”到“灵根自植”的身份转换，但从文化层面衍生出来的相关问题不仅并未终结，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以不同的方式呈现。通过文学的途径再现出全球离散经验不断裂变的时代特征，展示出华人群体在世界范畴里的独特族裔经验。

尽管界域的强化意味着对文学主体归属的限制，然而由文学“临界”或“跨界”现象引出的学术空间，不仅呈现了文学演变与再生的复杂性，而且为我们从不同维度重新审视文学及其相关问题赋予了新的契机。人类学家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曾经以五种景象描述全球文化流动的现象，即族群景象、媒体景象、技术景象、金融景象与意识景象，[2]它们既构建了想象世界的砖石，又从一定程度上概括了20世纪以来全球流动的丰富内涵。因此，本书从族群、媒体、技术、文化等维度逐步展开（亦考虑到文学本身的特殊性进行适当调整），旨在呈现出华文文学在进入世界过程中遭遇的离散体验和歧异景观，以及由跨界美学实践产生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