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刘向在汉宣帝时期的际遇与学术积累

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十二岁的刘向凭借父亲宗正刘德身份地位被任为辇郎，初入仕途。黄龙元年（前49），汉宣帝去世，刘向三十一岁。这期间共十九年，是刘向学术积累的重要时期，父亲刘德在当时名高位重，是被图画于麒麟阁的功臣，汉宣帝对刘向也颇为赏识。

一 刘向家族与汉宣帝特殊关系

汉昭帝元凤二年，[16]此时刘德仕途通畅，在霍光的提拔下，刘德由宗正丞最后升迁到“宗正”的职位，而这正是刘向出生后的第一年。四年后，时任宗正的刘德奉命迎立宣帝即位，并得到宣帝特殊礼遇，汉宣帝对刘德家族的恩宠也惠及刘向，地节二年，十二岁的刘向“以父德任为辇郎”，这正是刘向踏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

在汉宣帝统治期间，刘向处于青少年时期，在任辇郎八年后（神爵二年）刘向满二十岁，“以行修饬”，被汉宣帝升为谏大夫。刘向的文学才能使宣帝对刘向格外青睐，“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乔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17]刘向在这个时期仕途本来很顺利，然而此后不久，刘向因向皇帝进献“秘书”遭牢狱之灾。汉宣帝“复兴神迁方术之士”之时，刘向献上了私藏的《枕中鸿宝苑秘书》，并主动请缨为汉宣帝铸黄金，结果因为铸黄金未果而下狱，但很快得到赦免。五凤三年刘向受到汉宣帝指派“待诏受《穀梁》”，四年后，与诸儒讲论五经同异于石渠阁，并以此为契机，“复拜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18]仕途又开始顺畅。

这就是刘向在宣帝朝的仕宦轨迹，从刘向出生到十二岁踏上仕途，刘向家族处于上升期，受到宣帝的特殊恩宠与提拔，而从刘向十二岁至三十一岁的青少年时期，也正是宣帝中兴的政治时期，从小小的辇郎到最终担任“散骑谏大夫给事中”的官职，虽然刘向曾有过“下狱”的经历，但总体上，刘向感受到的是“君臣遇合”给他带来的信任感。

刘向仕途上的平稳上升以及曾经的险而不危，是有多方面原因的。第一，父亲刘德的威望地位及汉宣帝对宗室的亲近，汉宣帝即位后，在本始三年赐刘德“爵关内侯，并食邑”，五年后，封刘德为“阳城侯”，刘德成为楚元王后裔迁到京师后被封侯的第二人。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刘向得到宣帝的重视是自然的。第二，刘向擅长赋颂创作，喜好读方术书，这些个人才能与宣帝私人喜好的巧合，使宣帝对刘向才能格外赏识并给予提拔。宣帝把刘向看作“俊才”,“奇其才”，并给了刘向一些亲近自己的机会，“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刘向得以献纳赋颂。宣帝对刘向铸黄金一案并未深究，“更生兄阳城侯安民上书，入国户半，赎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减死论”,[19]并且很快给了刘向很好的职位升迁的机会，使其待诏受《穀梁》，参加石渠会议的讨论，最后官位节节上升。刘向先以“名儒俊材置左右”，后升迁为给事黄门、散骑谏大夫给事中，这些职位都是方便接近皇帝的，如给事中，“给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20]宣帝格外重视《穀梁》，正是他的努力，使西汉的《穀梁》学由衰转兴，被立为官方博士。汉宣帝把为《穀梁》争博士这样一件重要事项让刘向参与进来，显示了汉宣帝对刘向的器重与信任。

这时期刘向仕途虽有波澜，但并未因此影响个人仕途发展。汉宣帝对刘向才能赏识，对其过错不深究，委以重用，并赐加官，使其得以亲近皇帝。从中不难体会刘向的知遇之感。刘向这个时期的文字材料流传不多，但从他的人生经历可看出“君臣遇合”的难能可贵。

二 刘向于汉宣帝时期学术积累特点

刘向任职于汉宣帝的十九年中，汉宣帝带来政治向上的中兴局面，汉宣帝本人对辞赋、奇异术的喜好，父亲刘德被汉宣帝重用带来的家族荣誉，都有利于刘向的仕途发展，同时也对刘向的学术积累与文学创作产生很深的影响。刘向青少年时期正处于汉宣帝执政期，初入仕途，又因汉宣帝对自己才能的喜爱得以接近皇帝，汉宣帝政治上的观念与个人文化上的喜好，对刘向都起到很强的影响甚至引导作用，如汉宣帝为完成自己未来为《穀梁》立博士官的谋划，选择年轻好学的刘向从事《穀梁》的研习。

（一）汉宣帝时期的学术趋势与其本人文化趣味

阴阳学说在宣帝时期获得发展。宣帝统治时期号为“中兴”，宣帝十八岁登上帝位前，一直流落民间。从其用人及施政措施看，宣帝是个有为、务实的帝王，霍光去世后，宣帝得以放开手脚治理国政，重用魏相、邴吉。这个时期，阴阳学说开始明显介入政治实践的层面，这是从昭、宣之际帝位的传递过程中开始的微妙的变化。霍光对眭孟阴阳灾异说法极为反感，果断予以压制，但在昌邑王被废后，霍光态度有所改变，原因在于阴阳学者夏侯胜依据《洪范传》判断将有臣下谋叛，劝谏昌邑王不要离开皇宫，霍光在得知此事后开始重视经术士。

汉宣帝继帝位后，“征孟子为郎”，对判处死刑的罪臣眭孟的儿子进行厚待，无异于对眭孟的平反，释放了阴阳灾异学说发展的信号，宣帝对眭孟后代的态度，助长了这种学说的发展，为以阴阳学说释经的儒家学者直接参与政治提供了契机。汉宣帝时，大臣们开始用阴阳学说解释、指导现实政治。张敞在奏疏《为霍氏上封事》中，把灾异现象与霍光专制联系起来，“……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将军二十岁。海内之命，断于掌握。方其隆时，感动天地。侵破阴阳，月脁日食，昼明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变怪，不可胜记，皆阴类盛长臣下颛制之所生也。……”[21]宣帝时大臣杨恽，成为汉代历史上第一个因为“日食之咎”被杀的大臣，魏相也看重阴阳学说，魏相奏疏中采择《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天地变化，必由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记，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愿陛下选明经通知阴阳者四人，各主一时，时至明言所职，以和阴阳，天下幸甚”。[22]这是我们能看到的最早在正式奏折中向皇帝建议按照“阴阳”学说来实施行政方针，建议任用官员时，把“明经通知阴阳者”作为具体的选拔标准，把懂得“阴阳学说”作为选官重要条件，与昭帝以前的政治相比，汉宣帝时期阴阳学说开始直接从实践的层面介入政治，兼通阴阳说的儒者，也开始正式登上政治实践的平台。甘露三年，宣帝诏令与《穀梁春秋》一起立“大小夏侯《尚书》”博士，这一举动是官方在学术层面支持阴阳学说。在用人上，汉宣帝提拔了以阴阳释经的萧望之，重用了主张按照阴阳学说施政的邴吉，《汉书》记载了邴吉在路上曾经先后遇见群殴横死百姓与逐牛者，邴吉不关心死者之事却询问逐牛事，并对人解释说“……方春少阳用事，未可以热，恐牛行近，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三公典调和阴阳，职所当忧，是以问之”。[23]认为三公最重要的职分是“调和阴阳”，对阴阳学者的重用显示了汉宣帝对阴阳灾异说的倾心。

在政治上，汉宣帝引领了务实的政治风气，以议论见长的儒臣在政治上没有实权。刘向入仕当年霍光去世，汉宣帝得以彻底独掌皇权，在政治上实行自己的主张。一方面对于官学有所建设，石渠阁讨论五经同异，增立博士官，增博士弟子员属。另一方面在政治实践环节，宣帝重视务实的、精通政务的官员，对于仅有儒学之长的儒生，并不认同他们的政治才能，如博士谏大夫王吉看到汉宣帝政治上的弊端，“是时宣帝颇修武帝故事，宫室车服盛于昭帝。时外戚许、史、王氏贵宠，而上躬亲政事，任用能吏”。[24]于是上疏言得失，“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俭”。[25]宣帝以其迂阔，王吉遂谢病归。蓋宽饶《奏封事》，获罪自刭。汉宣帝看到太子不认可自己的治理策略，在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同时，对自己的继承人深感忧虑，“‘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26]淮阳王喜好研习律法，符合汉宣帝重视实务的政治观点，对一味重视儒者、儒家言论的太子（后来的汉元帝）深为不满，欣赏淮阳王的才能，“奇其才”。

汉宣帝重视“能吏”，重视熟悉汉朝“故事”的施政者。霍光卒后，汉宣帝先后重用魏相、邴吉为丞相。“诏魏相给事中，皆从其议”“相明《易经》，有师法，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数条汉兴以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言，奏请施行之。”[27]邴吉向汉宣帝推荐的人才，也注重实践轻言谈，如他向汉宣帝推荐杜延年的理由是，“西河太守杜延年明于法度，晓国家故事”。[28]即实际政务处理中，对于国家法度的熟悉，对以往国家典制及政务处理惯例的熟识。

（二）刘向学术特点的形成

刘向十二岁为辇郎时，正是父亲刘德大为被汉宣帝重用时期，十一功臣像中位居第八，而其自身才华气质也颇为宣帝赏识。到汉宣帝驾崩，刘向约三十二岁。这近二十年时间，正是刘向青少年时期，也是他政治思想形成的关键期。而此期政治，历史号称“中兴”，国力的增强与刘向对汉宣帝的感恩心态，这两个因素，增强了刘向对汉宣帝政治思想的认同与接受。汉宣帝政治上重用能吏、慎用儒臣，务实务、轻虚谈，重汉制、轻古制，这些均对刘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汉宣帝时期于麒麟阁为十一功臣画像，霍光、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邴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这些功臣皆非凭借儒学闻名，却都具有擅长政治处理的能力，皆有功德，知名当世。“凡十一人，皆有传。”[29]汉宣帝人才观、政治观，深刻影响刘向政治观念的形成。

在皇帝个人喜好上，《汉书·郊祀志》记载汉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载宣帝热衷祭祀五岳江海及诸神，“车马之出游”，任用“方士”。同时，诏选一批擅长辞赋文士，赞颂、描写出行。“是时上颇好神仙”,[30]派遣王褒为其寻求“金鸡碧马”，汉宣帝个人喜好，必然引导时代文化风气，这对青少年时期的刘向产生很大影响。

刘向亦好奇异之观，这体现在两件事上，一是刘向熟读《山海经》，并以此书作为解释“文物”发现的依据，“孝宣皇帝时，击磻石于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缚盗械人。时臣秀父向为谏议大夫，言此贰负之臣也。诏问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经》对。……上大惊，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31]这反映了当时人对《山海经》并不重视的态度，司马迁就认为该书“不雅驯”。但刘向对这本书显然并不排斥，熟悉此书，并以此为依据来解释一些古代文物现象，引起一些人对《山海经》的喜爱与阅读。刘向好奇异之观，还体现在他对《枕中鸿宝苑秘书》的痴迷，他深信书中记述的炼制黄金的术法是真实的，并主动向汉宣帝献上了这本书，引发了同样好奇异的汉宣帝的兴趣，“奇其才”，虽此事最后竟让刘向遭牢狱之灾，但从此事上可看出刘向与汉宣帝趣味相投。

汉宣帝本人的学术趣味，直接使刘向的经学研习方向改变：

时掖庭令张贺尝事戾太子，……以私钱供给教书。……受《诗》于东海澓中翁，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汉书·宣帝纪》）

秋七月，光奏议曰：“……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汉书·宣帝纪》）

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穀梁》而善之。……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穀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闵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穀梁》，欲令助之。（《汉书·儒林传》）

这些材料说明汉宣帝在流落民间时的学术成长环境，他即位后，因为听闻卫太子喜爱《穀梁》而下决心为其立博士官。刘向入郎官之后，原本的经学科目是《易》学，并未学习《穀梁》。汉宣帝出于扶植《穀梁》立博士官的目的，壮大这支学术力量，诏命刘向受《穀梁》,“会初立《穀梁春秋》，征更生受《穀梁》，讲论《五经》于石渠”。[32]十余年之后，刘向在最终立博士官的石渠阁辩难中发挥作用。后来刘歆在校书中发现了《左传》，并以此为依据攻击同为《春秋》学说的《穀梁》，刘向虽然无法反驳其说，但仍然坚持其《穀梁》学说立场，“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穀梁》义”。[33]这或许与他受汉宣帝知遇之恩的情感有关。

在文化趣味上，汉宣帝“博尽奇异”，亦助长了刘向原本就宽泛的文化趣味。除了“通达能属文辞”颇受宣帝欣赏，让宣帝对刘向瞩目的，还包括热衷于奇书《山海经》、神仙方术书《枕中鸿宝苑秘书》的研读。

刘向任辇郎之后，最初正式官学学习的门类为“《易》学”，如果没有意外发生，刘向将发展为擅长《易》学的官员。然而，二十二岁向汉宣帝献《枕中鸿宝苑秘书》，主持“尚方铸作事”，结果因此下狱，“系当死，更生兄阳城侯安民上书，入国户半，赎更生罪……。德上书讼罪，会薨，大鸿胪奏德讼子罪，失大臣体，不宜赐谥置嗣”。[34]刘向闯下大祸，以兄长献上“国户半”的代价，才得以平息。也使刘向在学术志趣上因为特殊机遇，由驳杂转向专深。汉宣帝五凤三年，二十五岁的刘向以待诏身份受《穀梁》。

刘向的交游，以受诏研习《穀梁》开始，对象群体变化大，受诏研习《穀梁》之前的同僚，大多是擅长辞赋、文章的文士，这是他待诏金马门时期的同僚，如九江被公、张子侨、华龙、王褒等人。此后，与他交往密切的大多是专心儒学的学者、儒士，如待诏受《穀梁》期间的江公孙、蔡千秋、尹更始等人，石渠阁论《五经》时期，又接触到郎中、给事黄门、散骑谏议大夫萧望之等学者。

这近二十年时间，刘向的学术道路由广涉博观，游心于方术书、奇书、热衷文辞创作，转向专心经学，与大儒经师为伍，渐渐疏离辞赋创作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