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刘向在汉元帝、成帝时期仕途沉浮与学术成长

刘向一生历仕汉宣帝、元帝、成帝时期，其仕途历经坎坷。在汉宣帝时期刘向虽然有牢狱之灾，但其学术、仕途轨迹总体是向上的。在汉元帝、成帝时期，刘向的仕途由盛转衰、长期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在汉元帝在位的十六年时间里，在刘向学富力强的三十二岁至五十岁的人生阶段，其仕途历程先扬后抑，开始了过山车似的起落模式。汉成帝即位后，刘向原本出现转机的政治命运由于外戚势力的打压再一次发生了转向，他的主要精力被迫投入国家书籍文献的整理与总结的文化事业当中，杜甫《秋兴》“刘向传经心事违”，指出了刘向政治上的无奈，然而，这一经历却促成了刘向在学术上的成就。

一 刘向在汉元帝、成帝时期仕途际遇

刘向在汉元帝即位初期被重用，是与萧望之的器重密不可分的。文献中尽管没有关于萧望之与刘向直接交往的记录，然而，还是有一些历史事件说明萧望之对刘向是比较了解的，并且很可能与其父刘德有较为密切接触。萧望之与刘德都是汉宣帝非常器重的大臣，在宣帝朝，两人都在麒麟阁十一功臣画像中榜上有名，都受到汉宣帝器重，刘德为宗正时，因为预立宣帝事件，先后被赐爵关内侯、阳城侯。而萧望之是太子太傅，后被拜为前将军。另外一个能证明萧望之与刘向在汉宣帝朝可能有交集的是《穀梁春秋》争立博士官事件，萧望之以大儒、太子太傅的身份，评议《公羊》《穀梁》异同，评议的双方阵营各由五人组成，而刘向是汉宣帝亲自选拔的《穀梁》学阵营的，以待诏身份参与了这次重要的辩论，展现了刘向的好学与学问上的博学、专精，萧望之在这次石渠阁辩论中也加深了对刘向的认识，这为后来萧望之辅佐汉元帝时重用刘向打下了基础。

汉元帝即位之后，萧望之成为最重要的辅佐大臣，“（汉宣帝）引外属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堪为光禄大夫，皆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望之、堪本以师傅见尊重，……望之选白宗室明经达学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35]汉元帝初元元年，萧望之推荐刘向，肯定刘向以宗室身份能够明经达学，荐刘向“明经有行”，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以萧望之为首的政治阵营中还有同心辅政的周堪、张猛等人，对抗当时放纵、弄权的外戚、宦官集团。然而，这个政治团体在短短六七年内，被弘恭、石显宦官集团瓦解了。公元前47年，萧望之被弘恭、石显宦官集团设计，含恨自杀；四年后，周堪、张猛先被罢免，后重被启用；而三年之后，在宦官集团的阴险陷害下，周堪卒、张猛自杀于公车。在这场政治变局中，公元前47年，为帮助萧望之等人巩固政治地位，刘向因作《使外亲上变事》被免为庶人。四年后，上书汉元帝《条灾异封事》以助堪、猛。公元前40年，刘向在萧望之、周堪、张猛三人陆续离世之后，于绝望之际撰写了八篇文章，“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是对同道者被迫害的悲愤之作，借古抒情，宣泄无奈、愤慨情绪。

公元前32年，汉成帝即位，随着石显等宦官势力的倒台，刘向重新获得任用，被拜为中郎，领护三辅都水，后迁光禄大夫，最终被任命为中垒校尉。刘向在汉成帝时期积极建言献策，主要体现在四方面。第一，成帝在位期间外戚势力崛起，刘向通过上疏、撰写《洪范五行传论》等不同方式提醒成帝警惕外戚势力，其意见却都未能被皇帝采纳。刘向对汉成帝积极进谏的第二件事是关于陵墓的建造，对汉成帝耗费巨资修建昌陵不成后又改建延陵的做法，上疏劝成帝应重视德行建设，在陵墓建设上应该尚节俭。第三，针对由上而下的奢靡的世风，刘向编撰了《列女传》《说苑》《新序》，屡次上疏言得失。第四，针对特殊的天象、山崩等怪异现象的奏疏，刘向立足于皇权的稳固，提醒成帝要警惕外戚势力。刘向在汉成帝时期是受到外戚势力压制的，他所在意的事情皆不如意，而汉成帝交给他“领校中五经秘书”的工作，虽然并非他在乎的，却使他在文化史上青史留名。

汉成帝时期，刘歆开始进入仕途，因才华出众被汉成帝任命为黄门郎。面对同样强大的许、王外戚集团，曾与宦官集团交手失败的刘向对于政治凶险极为警惕，这种处事态度有刘德的影响，也与他在汉元帝朝的仕途遭遇有关，刘向《诫子歆书》给其子敲响警钟，“谨战战栗栗，乃可必免”。[36]刘向此时期处于悲愤、恐惧与孤独当中，最初的志同道合者萧望之、张猛、周堪等人都被迫害致死后，仅与冯商等少数人往来。

二 刘向在元帝、成帝时期的学术活动

汉元帝统治期间，刘向除最初受萧望之推荐、任“给事中”数年内上疏、进谏，积极作为之外，绝大多数时间是“遂废十余年”的闲散状态。但是，事物都有两面性，政治上的不幸遭遇与边缘化状态，反而更容易让刘向在学术上有所沉淀。“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37]这个时期他远离“世俗”，将精力投入经术，流连于“诵书传”与“观星宿”。

此期见于文献的刘向奏疏有《使外亲上变事》《条灾异封事》《理甘延寿陈汤疏》等，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文献类，有“刘向《说老子》四篇”,[38]是他对道家文献《老子》的阐释作品，道家思想是他这二十余年的处世哲学，这一作品很可能完成于这一时期。刘向是宗室身份，其家族世代蒙受皇恩，其身份、地位，使其在“免为庶民”后，也无法看淡刘氏皇权的危机，决定其积极用世、政治上不避危难的一面。

《使外亲上变事》《条灾异封事》《理甘延寿陈汤疏》这三篇奏疏，尽管创作时间不同，但在文章主旨上有共通之处：焦点均在于君主的用人问题，涉及君臣关系问题，而这显然与他在汉元帝时期政治上与外戚、宦官集团斗争中的惨败有关。

《使外亲上变事》是刘向虚拟“外亲”口气向汉元帝进谏，当时，萧望之由于外戚、宦官集团的诋毁而被免官，后来被汉元帝重新启用，赐爵“关内侯”，但外戚、宦官集团对萧望之虎视眈眈，萧望之时刻面临被陷害和再次遭遇祸患的危险，刘向为了汉元帝能稳固对萧望之任用的初衷，使萧望之不再次受到陷害，写了这篇奏疏，既然模仿他人口吻，就要符合进谏人身份，需要文风相对朴实，因而文章相对篇幅简短，论述直白。这篇奏疏核心思想是君主应该任用曾有过错的官员，也就是萧望之等人，这样才能“通贤者之路”，有益国家通向太平，从根源上结束灾异。为了巩固汉元帝重新启用萧望之的决心，文章论述有两个“借助”，一是借助了灾异理论，“臣闻春秋地震，为在位执政太盛也，不为三独夫动，亦已明矣”[39]，指出春秋时期灾异只会应验在那些执政过于强硬的在位者，而像萧望之、周堪、刘向这样身份的官员不会引起天变。结尾处更是明言“地动殆为恭等”。对于灾异理论文字简洁，没有过多围绕灾异理论本身的阐释。文章论述主体是借助历史增强劝谏说服力，借助汉初以来史事说理：汉高祖时之季布，孝武帝时之倪宽、董仲舒，孝宣帝时之夏侯胜，说明“有过之臣，无免国家，有益天下”。意在劝导汉元帝重新启用暂时被处分的萧望之。整篇文章，以灾异理论、历史为依据，表明刘向对君主阐述用人之道，其中历史论述为主、灾异理论为辅，在灾异问题上笼统言之，没有论证。在历史论据中，详细罗列，列举汉立国以来的“汉朝故事”。这一论述特点在不久后成文的奏疏文《条灾异封事》中有所变化。

刘向五十二岁作《条灾异封事》，写作背景与上一篇文章极其相似，周堪、张猛重被启用，宦官集团虎视眈眈，屡次进谗言，刘向忧虑二人再次倾危，为了巩固汉成帝重新启用周堪、张猛的决心而写了这篇奏疏。刘向为了自身安危，奏疏采用了密封的方式，并嘱托“不宜宣泄”，因而发言大胆直接。这篇奏疏主题仍然强调君主对臣子的任用之道，强调君臣关系“和”与“乖”的利害关系，提醒汉成帝“谗邪”之臣的危害，君主对“谗邪”之臣的应对手段。奏疏末尾提到，“见阴阳不调，窃推《春秋》灾异，以效今事一二”。详细统计《春秋》中灾异类别、出现次数，笼统对应的历史事件，不仅如此，文章还统计了《诗经》中的灾异事件。反推君主用人不当，贤佞混淆导致“天变”，并对国家政治造成巨大破坏力。

在按历史顺序论证灾异福祥与君臣和睦与否关系时，从虞舜依次论证了周文、周公、幽、厉、鲁隐公之后，到《春秋》记载的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夫遵衰周之轨迹，循诗人之所刺。”将舜、周文王以来至春秋时期君臣关系以“和”否为标准，划分为三个时期：（1）舜、周文王、武王、周公时，君臣和睦，天降祥瑞，《诗》经学赞许、歌颂。（2）幽厉之际，朝廷不合，天降灾异，《诗》经书反映、批判众小，感慨君子，哀叹灾异。（3）春秋242年，君臣不和、天下大乱，各类灾异出现的次数以及相应的人祸，《春秋》经书反映情况。每个历史阶段的祥或灾的现象，都是依据《诗》《春秋》内容准确引述的，而天意、圣人君子之意也是从经文中推导得到。

春秋之前历史的文献依据《诗经》，春秋时代文献依据围绕《春秋》的各类经传说记类文献。战国、汉初历史未见提及。《条灾异封事》以君臣和睦与否为线索，排列历史上君臣和睦与否与福瑞灾异、国家治乱联系。涉及历史段落，都是为了分析当朝君臣状况做铺垫。在回溯历史时，以《诗经》《春秋》作为记录史实、灾异、治乱的依据。最后，提出用人办法，以《易》作为理论指导。

刘向奏疏中整理出一条虞舜至春秋时期君臣关系的天变简史，文献依据是《诗》《春秋》，刘向做的工作：摘录相关文献，梳理时间顺序，做分类分析，做每类灾异的数量统计，分析每类灾异对应的君臣关系。刘向用实证的态度充实灾异论，论据是历史人物与事件，论据来源是经典文献，使灾异论中的“今事”有系统依据，并具体地经典化了。《诗》《春秋》既言历史亦言天命，对现实指导、说理更有力量。

从历史中找依据论证现实问题，是刘向所擅长的，这在刘向的《理甘延寿陈汤疏》中也有体现。对于假托诏命却斩杀郅支单于立下奇功的甘延寿、陈汤赏罚问题，石显、匡衡都已经发表了定罪的意见，而此时已经失势多年的刘向却发表了应该重赏的异议，需要非常强有力的说理能力，刘向的议论还是将经、史结合，达到了赦免二人罪过、进行封赏的效果。刘向有把经学看成史料来源的意识，在《理甘延寿陈汤疏》中，列举周方叔、吉甫为宣王出征的事迹，就是来源于《诗》，同时引用了相关诗句。另外，刘向对于西汉立国以来的掌故、史事熟谙，尤其关于旧臣往事信手拈来，比如汉武帝时的李广利出征，活跃于昭帝、宣帝时期的常惠、郑吉事迹，都很好融入自己论述中。

汉成帝时期刘向的奏疏文与斗争对象紧密相关，借天象、山崩等异变上疏，矛头指向外戚等势力，如《日食对》《洪范五行传论》等。河平三年，刘向开始“领校中五经秘书”，除了对于书籍文献整理成就巨大。在按部就班完成成帝诏命过程中，也按照斗争的需要，创造性地编撰了《列女传》《说苑》《新序》来表现一家之言。

河平元年日食，汉成帝诏刘向等人问对，刘向将灾异解说与《尚书》《易》《诗》联系更加紧密，“上于是采刘向、谷永之言以报”。[40]刘向《日食对》,“四月交于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东井，京师地，且既，其占恐害继嗣”。[41]对天象、灾异对应更具体、细致，对文献记录中孝惠、孝昭时天变有准确细致了解，并了解天变发生位置，对应的人间政治指向、地点及事件。

刘向的奏疏文中阴阳灾异理论，与之前夏侯胜阴阳理论相比，与经学联系更紧密，更注重以史实做论据，更富有感染力与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