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相关研究综述

1．话语标记研究现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语言学界对于话语标记的相关研究一直备受关注。而对话语标记进行界定的问题一直是相关研究中公认的最为棘手却又不能回避的首要问题，因为对话语标记的界定是最基本的问题，对话语标记如何进行界定直接影响到对话语标记其他一系列相关问题的研究进展情况。这一问题至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由于学者们的出发点不同和研究范围存在的差异，对话语标记的命名也难以统一而达成共识：语义联加语（semantic conjuncts）、语句联系语（sentence connectives）、逻辑联系语（logical connectors）、语义联系语（semantic connectives）、外加语标记（disjunct markers）、暗示词（clue words）、提示词（cue words）、提示语（cue phrases）、话语操作语（discourse operators）、话语小品词（discourse particles）、话语标记手段（discourse signaling devices）、指示手段（indi cating devices）、句外连接语（extrasentential links）、超命题表达式（hyperpropositional expressions）、会话常规语（conversational routines）、导语（prefaces）、语用联系语（pragmatic connectives）、话语策略语（gambits）、表意联系语（phati connectives）、语用标记手段（pragmatic devices）、语用表达语（pragmatic expressions）、语用构成语（pragmatic formatives）、语用操作语（pragmatic operators）、语用标记语（pragmatic markers）、语用功能词语（pragmatic function words）等。其中影响最大并得到普遍认可的是discourse markers（话语标记），本书采用“话语标记”这一名称，缩写为DMs。

1.1 国外话语标记研究现状

国外话语标记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萌芽到现在已经走过萌芽、形成、发展阶段。学者们对话语标记语的研究涉及特征、功能、分类、语法化、词汇化以及第二语言习得、跨语言对比研究等许多方面。

国外对口语中的话语标记的认识最早见于Rnadolph Quirk在1953年的讲座《随意的交谈——日常口语的一些特征》，讲座中提到一些“修饰语”如you know、you see和well等在日常口语中经常使用。Quirk指出，这些修饰语在日常交谈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Quirk的这一观点引发了当时学界对这些修饰语（相当于“话语标记”）的关注。到了20世纪70年代，话语标记研究伴随着会话分析、语篇分析和语用学等的发展而真正形成一个研究领域。

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入话语标记研究的繁荣时期，世界许多国家的学者对话语标记的研究兴趣不断在升温，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非常丰富。“80年代中后期是话语标记研究的黄金发展阶段。这段时间，无论研究队伍、研究成果，还是在语言学界的影响等，都远胜于前”。研究者系统探讨了话语标记的诸多方面，他们的研究焦点一般是在话语标记的概念、程序意义和语用功能等方面，相关研究成果形成了几种观点不同的理论，代表人物有Schiffrin、Fraser、Blakemore和Brinton、Traugott & Dasher等。下面我们分别加以介绍。

1.1.1 Schiffrin的研究（语义-语用角度）

Debora Schiffrin是最早对话语标记作细致研究的学者，她在1987年出版了《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s）一书。在该论著中，Schiffrin采用传统的“自下而上”的方法对英语中11个常用的话语标记作了细致分析和考察。这11个话语标记是，信息处理标记oh；反应性标记well；话语连接词and、but、or；因果性标记so、because；时间副词now、then；信息和参与标记you know、1 mean。

Schiffrin话语标记的定义是，话语标记语是“对话语单位起切分作用的顺序性依附成分”（sequentially dependent elements which bracketunits of talk）。她认为话语标记语应具有如下特征：

在句法上必须独立于所在的句子；必须位于语句的起始位置；必须具有某些韵律特点，如有自己的重音，后面有停顿，发音有弱化现象；必须在话语的微观和宏观层面起作用；必须在话语的各个层面起作用。

Schiffrin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她只注意到话语标记对局部话语的连接作用，而忽略了话语标记在前后语篇中的连贯关系。

1.1.2 Fraser的研究（句法-语用角度）

Fraser采用“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对话语标记进行界定和分类。Fraser认为，话语标记来源于连词、副词和介词短语，有一个核心意义，这种意义是程序性的而不是概念性的。

Fraser将话语标记置于语用标记语之下，认为只有那些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小句的词语才能叫话语标记语; Fraser根据话语标记的语用功能，把话语标记分为两大类，一是连接信息（messages）的话语标记，二是连接话题的话语标记；Fraser又把第一类分为四个次类：对比性话语标记，如but、however等；阐发性话语标记，如above all、besides等；推导性话语标记，如so、therefore、that、on that condition等；主题变化性话语标记，如by the way、back to the original point、incidentally、that reminds me等，然后分别进行论述。第二类不再细分。

Fraser的不足之处依然是没有从更大的语篇范围考察话语标记的语篇连贯功能。

1.1.3 Blakemore的研究（认知-语用角度）

近年来，伴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快速发展，从认知角度研究话语标记的学者和成果越来越多。从这一角度研究话语标记，可以很好地揭示话语标记的认知理据。认知理论认为，认知过程是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

Blakemore从认知角度对话语标记进行了研究, 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是Blakemore研究话语标记的理论基础，Blakemore研究了话语标记是在语用推理中发挥作用的原因和机制，又从认知关联的角度界定了话语标记，连接性和非真值条件性同样是她的界定中非常重要的属性。她认为话语标记的连接功能是连接话语和理解该话语的特定语境假设的。Blackmore根据话语标记所激活的不同认知效果，把话语标记分为三大类：加强已知语境假设的话语标记、否定原有语境假设的话语标记和能够产生语境隐含的话语标记。

之后，Blakemore又重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用“意义的程序性”来代替“非真值条件性”这一界定话语标记的标准。

认知-语用角度的研究较以前的连贯理论对话语标记解释力更强。但是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不够成熟，比如研究内容比较片面等。

1.1.4 Brinton、Traugott & Dasher的话语标记语法化研究

Brinton、Traugott & Dasher等语法化研究者重点研究了话语标记的语法化问题，他们认为话语标记的产生是一种典型的语法化现象。

Traugott & Dasher考察了副词性话语标记，考察指出该类话语标记的主要发展趋势是，由小句内的“谓词性副词”到句子性副词，最后到话语标记（连接性副词）。因此，话语标记的形成也应该是一种语法化现象。

话语标记的语法化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太为分散，缺乏系统的整理与总结。近期话语标记的研究范畴日益扩大，向多种领域拓展，如计算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翻译、跨语言对比、应用语言学（话语标记的习得）等，甚至扩展到课堂教学领域。

从国外的话语标记研究现状可以发现，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了话语标记在话语中特有的语用地位和重要的研究价值，从不同角度所进行的研究均取得了较有影响力的成果。但是该领域的研究还不够全面系统。

1.2 国内关于汉语话语标记的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汉语话语标记的研究相对国外比较滞后，研究的深度及带来的影响都还比较小，只能算作起步阶段。

1.2.1 传统的相关研究

传统汉语语法研究中没有“话语标记”这个术语，《马氏文通》里所谓“虚字”中有些与此相像（如表提起的“夫”“且”等）。吕叔湘、朱德熙指出“把一个句子结构打断，插一句进去，从前也有这种句法，但是不大常用”。可见当时学者已经意识到插入现象，但没有作进一步研究。之后，黄伯荣、张斌、胡裕树等讨论了“独立语”“独立成分”“插入语”“插语”等问题，这些成分与国外关注的“话语标记”在性质上有些类似。在这个阶段，对插入语等的研究只是停留在静态分析的语法层面，还没有触及其超句的语用功能。学者们一般将其看作句子的特殊成分，主要从定义、性质、特点、类别及作用这些方面进行探讨，如王力、陈望道、邢福义、范晓、骆小所、陈昌来、邵敬敏等。

随着汉语语法研究的不断深入，汉语中对插入语的研究也开始转向句法-语用、语义-语用等方面，关注到其语用层面，如邢福义、范晓。但是他们没有详细地给予理论阐述。廖秋忠在《现代汉语中的篇章连接成分》中描写了现代汉语篇章中连接成分，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所谓的“话语标记”，但他没有从话语标记的角度作专门的研究。

汉语语法学者对插入语等独立成分的研究成果为研究话语标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2.2 受国外话语标记理论影响的汉语话语标记研究

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国外的话语标记理论的影响下，国内的一些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汉语的话语标记，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

1）理论介绍与引进

冉永平从语用学角度概述了话语标记的研究现状，指出话语标记是日常会话中的一种十分常见的话语现象。黄大网追溯了话语标记研究的发展历程，论述了话语标记研究的“关联派”和“连贯派”。冯光武进一步对话语标记理论进行了阐发。

2）话语标记的意义和功能研究

主要有：何自然、冉永平，何自然、莫爱屏，陈新仁，于国栋、吴亚欣，李佐文，李勇忠，马萧，肖亮荣，李健雪，冯光武，莫爱屏，王扬，杨竹君，孙洪玲，魏春梅，梁惠梅，王建丽，周彪、朱海玉，陈振宇、朴珉秀，韩蕾、刘焱，尹海良，李宗江，张旺熹、姚京晶1等。

这些文章主要对话语标记意义及其功能进行了探讨，指出话语标记的功能是语用层面的，意义是非概念义的，核心意义是程序性的。

3）话语标记的分类

冉永平是国内话语标记研究领域较有影响的代表之一。冉永平以关联理论和顺应理论为框架，根据话语标记的语用功能，把话语标记划分为8个小类，①话题转换标记，如“话又说回来”等；②话语来源标记，如“众所周知”等；③推论性标记，如“由此可见”等；④重述标记，如“我的意思是” “换句话说”等；⑤言说方式标记，如“简而言之”“恕我直言”等；⑥对比性标记，如“不过”“但是”等；⑦主观评价性标记，如“幸运的是”等；⑧言语行为标记，如“我告诉你”“你说实话”等。这种分类得到学者的广泛认可，但是在具体归类时有时会出现交叉现象。

刘丽艳把话语标记看作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功能类，根据形式（是否拥有原始词汇形式），把话语标记分为“非词汇形式话语标记”和“词汇形式话语标记”两大类。刘丽艳进一步指出，非词汇形式话语标记是指不从其他词类系统中虚化而成的形式固定的话语标记，如“喂”“哎”“啊”“嗯”“呦”等；词汇形式话语标记是指从其他词类虚化而成，如“我说”“这个/那个”“那么”“好”等。但是该文对话语标记的界定范围过于狭窄。

4）从非话语标记到话语标记的语法化过程的探讨

方梅对“弱化连词”的来源及其话语标记功能进行了研究，指出连词由于语义弱化虚化为话语标记。方梅对认证义谓宾动词的虚化情况进行了考察，认为认证义动词虚化的起点是“去范畴化”，其中表示评价意义的认证义动词控制度虚弱化程度最高，最终虚化为表达说话人视角和态度的话语标记。

董秀芳对“X说”类的词汇化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董秀芳分析了话语标记“谁知道”和“别说”的形成是词汇化的结果。曾立英考察了“你看”“我看”主观化为话语标记的演变历程。姚占龙考察了话语标记“人称代词在+说、想、看”的形成是主观性不断增强的过程。曹秀玲从构式语法化的角度探讨“我/你V”类话语标记的形成及其制约机制。

5）其他角度

有学者从言语行为的角度来分析话语标记，如霍永寿探讨话语标记在言语行为实施过程中的调节功能。还有学者把话语标记看作一种元语言或者元话语，如李秀明运用元语言理论比较全面的考察了汉语语篇中的元话语标记。

从国内的话语标记研究现状可以看出，汉语话语标记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相关研究还不是很成熟，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有关话语标记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单薄，在话语标记理论上通常还是以引进、介绍为主，在分析和解释汉语话语标记相关问题时往往会受到西方话语标记理论的影响，较少结合汉语自身特点的分析，汉语话语标记的理论体系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研究内容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的分析与论述等。

2．汉语言说类话语标记研究现状

目前关于汉语话语标记的界定、范围等问题尚存在一定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言说词参与构成的，我们把这类话语标记称为言说类话语标记。汉语言说类话语标记目前还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学界对有关言说词构成的汉语言说类话语标记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考察分析，研究多是个案的探讨。

通过文献检索显示，有关话语标记（含语用标记语）的中外文章（1979～2012）包括硕博士学位论文在内，共612篇，其中期刊文章430篇，博士学位论文10篇，硕士学位论文172篇。有关汉语话语标记的文章共234篇，题目属于言说类话语标记的论文共有53篇（不包括文章内容所举个案）。下面对这些文章中谈及的言说类话语标记的研究情况进行综述。

2.1 早期相关研究

国内研究者早就注意到“说”等动词有一种特殊用法，如李人鉴、孟琮、刘月华、王健慈等，“说”有时不表言说义，不用作言说动词，如表提醒的“我说”。孟琮注意到了北京口语中“说”字常和其他成分一起构成熟语性的短语，表示某种特殊的意义，并按在句子中功能的不同进行了分类，这些考察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刘月华考察发现“说”“看”“想”等词具有一种特殊用法，并且对这种特殊用法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这一时期，研究者多把这种词的特殊用法看作“插说”，或者是一种“特殊句子成分”，胡裕树称为“独立成分”。

2.2 言说类话语标记相关研究

言说类话语标记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2.1 虚化过程

董秀芳通过考察“X说”指出，现代汉语中有一批双音节或三音节甚至多音节的“X说”已经词汇化为词或者正处于词汇化过程中，认为他们的形成是短语词汇化的结果。董秀芳分析了话语标记“别说”的形成过程和功能，指出话语标记用法的产生是词汇化的结果，并进一步概括出了词汇化的动因和机制。姚占龙考察了现代汉语中“人称代词+说、想、看”结构呈现出的从“动作义”到“认识情态义”再到“话语标记”的主观性不断增强的过程。

2.2.2 语用功能

韩蕾、刘焱指出对话中的“别说”具有认同和反对两种反应功能，非对话中的“别说”具有引发和转换话题两种功能，“意外”是话语标记“别说”的核心义。尹海良指出话语标记“别说”具有“肯定—确认”、“否定—标异”、“标异—提醒”和“引发—阐释”四种功能，其中，“确认”和“标异”是话语标记“别说”的核心义。张旺熹、姚京晶对“人称代词+看/说/想”类结构的话语标记用法从人称的角度进行了考察，对该类结构的话语标记能力和话语标记功能所表现出的系统性的不对称原因进行了探讨，指出是该类结构主观性等级的不对称造成的，而主观性等级的差异则源于不同的人称代词对对话框架的激活度的不同。

2.2.3 个案研究

关于言说类话语标记的研究有许多个案，重点举例如下。

话语标记“别说”的研究除了董秀芳之外，还有：侯瑞芬，刘永华、高建平，韩蕾、刘焱，王健，尹海良，张其昀、谢俊涛，唐善生、华丽亚，等等。

董秀芳还考察了来源于完整小句的话语标记“我告诉你”的功能，指出话语标记是高频使用的话语成分的规约化的结果。李宗江以“我说”类话语标记为例，对关于话语标记的演变是语法化和词汇化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由短语或小句变为话语标记既不是典型的语法化过程，也不是典型的词汇化过程。

李胜梅以“话说回来”为例提出“言语自述”这一术语，并指出，自述话语单元的基本格式由“前项+自述短语+后项”构成。陈丽君考察了话语标记“我给你说”的虚化过程。黄春妮对话语标记“说来说去”的语义类型、句法及其语用意义进行探析。任振翔、乐耀考察了“不是我说你”的功能及在言语交际中的主观性和语用原则之间的互动关联。

其他的个案研究主要有：“X说”“最后，我说一句”“我/你V”“我说什么来着”，等等。

2.3 言说类话语标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以上是前贤对言说类话语标记的研究情况，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言说类话语标记进行了研究，取得了程度不等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对进一步考察和分析言说类话语标记的功能和作用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对于言说类话语标记的定义、研究范围以及研究思路上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然而，在综观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发现，这些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研究多以个案考察为主，研究内容比较分散，对言说类类话语标记的研究还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

其次，还缺乏对汉语言说类话语标记的形成规律及制约条件，比如形成的动因和机制等进行概括和归纳，也缺乏相关研究的理论上的提炼与总结。

存在的这些问题和不足正是有待我们开垦的新领域，如研究言说类话语标记要从多个角度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维研究，构建一个言说类话语标记体系，等等。

因此，我们还需要对言说类话语标记进行更加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才能更为深入地探索和发现言说类话语标记的性质特征、语用功能以及标记形成的动因机制等问题。我们相信汉语言说类话语标记的研究进展和前景将更加令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