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商业软件联盟（Business Software Alliance，成员包括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苹果公司等世界著名的IT企业）估计，中国未授权PC软件的安装率UNLICENSED SOFTWARE INSTALLATION RATE，此前使用PC软件盗版率（PC Software Piracy）[32]2013年为74%，[33]2011年为77%，[34]2010年为78%，这一比例略低于2006和2007年的82%。[35]
与商业软件联盟统计结果明显不同的是，互联网实验室进行的中国软件盗版率调查数据显示，按当年安装的应付费计算机软件套数计算，2010年中国盗版率由2009年的45%下降为41%；按全部安装套数计算，2010中国数量盗版率由2009年的14%下降至12%[36]；到2011年，前述统计数字继续下降，相应为38%和11.8%[37]，到2012年则相应为38%和11.8%。[38]
虽然统计口径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我国软件盗版率呈下降趋，软件产业发展环境正在逐步改善。尽管如此，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我国包括软件在内的盗版率还比较高，所以才屡屡被西方国家指责。
针对指责，最常见、最典型的回应之一就是要“加强知识产权宣传，提高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并把它当作“培育知识产权文化”的内容之一。[39]如在国务院办公厅近几年印发的有关当年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要点的通知中，一贯强调要“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培训”，“增强企业和公民的守法意识”等。加强“宣传”固然没错，但如果每次的“宣传”都仅仅局限于知识产权普及型教育而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那这种“宣传”可能是无效的，或者成效很低。因此，针对盗版问题，“社会公众”的观念状况怎样，如何“宣传”，向谁“宣传”，以往的文献很少对此进行研究，我们需要考察著作权观念在不同层面的情况以及在中国的演进过程。这样的研究，不是以西方标准为尺子来衡量中国的历史，而是要在中国历史中发现历史。
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Robin Crearge Collingwood）说过：“今天由昨天而来，今天里面就包括有昨天，而昨天里面复有前天，由此上溯以至于远古；过去的历史今天仍然存在着，它并没有死去。”[40]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也曾说过：“绝不要从开端开始。历史研究应该向后推进，而不是向前推进。……要让问题引导着你向后回溯。”[41]这些深刻的论述对本书的研究有启发作用。本书将从中国本身的历史出发，考察中国著作权观念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寻找促进著作权制度产生和运行所需要的内部环境。
这个论题拟细化为以下问题，并构成本书的主干：
（1）中国著作权制度的历史分期以及各个时期著作权制度的状况；
（2）不同社会结构下的政府、传播者、作者、使用者的著作权观念；
（3）中国著作权观念的未来变革。
本书将在史料的基础上，梳理出观念因素对中国著作权制度影响的脉络与层次，其落脚点在于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著作权观念的面貌。本书将从社会不同层面的角度考查著作权观念的内容和决定因素。本书既不是纯粹的法制史论著，更不是人类学、社会学的论著，而是侧重于研究著作权观念演进的法学著作。本书的论述将严格局限于中国语境下的著作权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进而探讨问题的症结所在，构建新历史时期的著作权观念文化。
二、研究方法
本书拟采用历史考察法、系统论法、比较研究法和归纳法对本论题进行研究。
历史考察法是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本书详细考察与中国著作权观念相关的史实，进而系统分析影响其产生和演进的影响因素。
系统论法是本书重要的分析工具。社会结构主要由政治结构、经济结构[42]和意识形态结构（或称文化结构）组成。[43]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经指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44]法学问题，受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只能到这些因素所构成的社会结构中寻找原因。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意识、观念必然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这是系统论的观点。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适应。
比较研究法也是常用的研究方法。本书拟采用这种研究方法，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发现著作权观念在中国的演进过程，揭示著作权观念的中西差异，研究著作权在中国的未来之路。
归纳论证是一种由个别到一般的论证方法。本书在研究中，需要选取不同时期不同人物的著作权观念作为研究对象，然后推断出其所在群体的代表性意见。由于资料的限制，这里不可避免地带有偏见，但本书将尽可能避免或者减少其中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