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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奥戈特，我的第一位数学老师，个子高高，浑身洋溢着自信和权威。他教我们的术语——定理、求证、QED，成了我们常挂嘴边的时髦语；还有那些说明，比如：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另两条边的平方和，A平方加B平方等于C平方，也不时出现在我们的聊天当中。这些东西听来真是学问大大，莫测高深。奥戈特一身童子军教官制服，模样就更气派更高深。在小教堂的晨祷和晚祷中，他对我们宣讲的教义不像在大声呼唤灵魂高高飞翔或深深躲进羞耻，更像对心灵的一场激烈挑战，使用的英语词汇远比他的白人同行们复杂，令我们倍感震撼。不过，他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却是在教室和教堂之外，而并非在教学的背景下。

对此他自己却全然不知。当时他站在宽敞大院的绿草地上，正在与别的老师还是学生交谈，他两手抱着本书。我的目光落在书的标题上，是彼得·艾布拉姆斯[16]写的《辨识自由》。我顿时惊呆了，这几个字仿佛在讲述校园之外的广袤世界。

也许我本该鼓起勇气，问他肯不肯把这本书借给我，但我终究胆怯。不料八月份，他动身去苏格兰上大学了。不过数年之后，我再次遇到彼得·艾布拉姆斯时，发现了南非文学。我依然记得阿兰·奥戈特，站在“联盟中学”的院子里，通过他手中的书的标题，默默无言地传递了一种思想——辨识自由。这种默默无言的传递远比他在小教堂的说教更加激情飞扬，比欧几里得那些数学定理更为灿烂夺目。

这将成为我智力成长的一种模式：稍纵即逝的片言只语，一掠而过的形象场景，常常在正式的课堂之外，却给我的生活留下了一个长长久久，有时甚至至关重要的印记。